论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

元代"四书学"为统治者所推崇,并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出现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许谦、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等解经学大师。学者们融会"朱、陆"学说,对宋学经传注疏进行补充发明,且对"四书"解释多有创新,创造出元代"四书学"旗帜鲜明的解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四书学"所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也来自经学大师个体的学术旨趣,更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     

从“四书”学的确立看朱熹经典诠释的三重逻辑

北宋时理学先驱们继承中唐以来的传统,继续批判佛学异端,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儒学形态。从北宋二程至南宋朱熹,理学家们构建了一套宏大、严谨的形上哲学体系。程朱新儒学体系与传统儒学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以新的"四书"系统取代了原有的五经系统,实现了儒家经典诠释文本重心的转换;不仅如此,朱熹重在以义理诠释"四书",并根据对"四书"的义理发挥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形上哲学体系,确立了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在对"四书"进行诠释时,朱熹融合汉、宋经典诠释方法,既注重经典的义理发挥,又不废章句训诂,并且总结了一系列经典诠释方法,在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视域融合视角看莫言小说《红高梁家族》的英译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观点揭示了理解的本质,认为视域融合的过程是译者视域、文本视域、读者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根据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的阐释学原则,分析了《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译文片断,说明译者和原作及读者有着不同的视域融合结果,正是基于这种融合,文本意义才得以理解。     

民国“四书”题录研究

民国时期,"四书"文献题录形式多样,藏书、史志、举要、版本、鬻贩、索引等目录分类六个方面展现了民国时期"四书"目录学发展的情状,"四书"文献题录从内容到形式,融古今、兼内外,并存新旧、冲合中西,适为民国文献目录学时代境遇的生动映照。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     

从叙事视角和视域融合看儿童文学作品中风景描写的翻译

从叙事学出发,以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绿山墙的安妮》为例,探讨叙事视角对儿童文学作品中景色描写的翻译的影响,由此证明,儿童文学翻译结果只有遵从叙事视角理论,并与儿童视域的融合才是最有效的翻译.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目的解释之真谛——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辨考

目的解释常被作为协调分歧的一种权威性方法,但如未领悟目的解释的真谛就会因其本身的复杂性而陷入泥潭。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涉及数对疑似抵牾的范畴:一是个别法律条文之目的和整体法律或整个法秩序之目的,二是具体目的和抽象的终极目的,三是立法者之主观目的和法律之客观目的。由于目的解释也易导致恣意,故应受到一定限制。解释者只有在妥善处理好这几对目的之间的关系后,并根据法伦理性原则去理解法律规定的客观意涵,实现各目的之间的融合,以使之"适合事理",才能真正把握目的解释之真谛。     

视域融合理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启示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倡导综合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的统一,是对解释学思维方法的创新。视域融合理论视野下应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明确历史根基,彰显当代价值,追求人类高度。审视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时间间距造成的随意性,有限视域影响了深度,视域排斥加大了难度等发展问题。应通过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传承与创新的融合等路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度”: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因其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取向而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它仅仅揭示了文本理解和解释过程中"视域融合"的生存论事实,但对于如何达成"视域融合"缺乏足够的方法论分析和反思。因此,有必要提出"视域融合度"来深化对文本理解和解释中的视域融合问题的方法论思考。"视域融合度"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文本契合度,即与文本之间在语义学上的契合度,以及与作者原初意图之间的契合度。要提高文本契合度,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文本语境的还原,包括文本学还原、历史学还原和心理学还原。其二是现实相关度,即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融入现实、影响现实的程度。能否在文本所代表的普遍性与读者现实处境的特殊性之间建立起一种批判性关联,成为制约文本现实相关度的关键。     

视域融合视野下的唐德刚口述史学

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诸多启示,体现出口述史学视域融合的特点。他认为口述历史不等于口述史料(回忆录、访谈等),而是口述者自我体验与历史记忆,研究者与口述者多重视域的融合。口述史学避免了其他历史研究不在场的距离感,但口述者的在场已不是当下的在场,对口述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原则,才能取得史料和学术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口述史自身的目标。     

经世向度下的原典回归——以颜元的四书解释为中心

明清之际,学术路向渐由空谈性理的理学转向经世致用的治平之学,儒者们普遍主张回归原初经典,重新释读以探究其中蕴含的经世意旨.经由四书解释,颜元展开了与朱子的对话.在经世致用的解释视域之下,颜元将四书解释的重心由形而上的超验世界转移到了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希图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躬身践行"事物"以体知先王之道,为世人开创一个即"事物"见道的人间世.     

时间视域与历史视域的融合——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的回应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立足历史视域与时间视野,都试图终结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虽然二者最终的哲学旨趣殊异,但对"人"和"人的世界"以及人"去存在"的实践活动等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哲学的解释原则上,实现了视界的融合,并突出地指向:其一,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其二,对生存论解释原则的彰显;其三,对人之存在的生存活动的关照;其四,对世界之存在意义的解读。因此,我们说作为后学的海德格尔不仅回应了马克思,而且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蕴。     

融合视域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检讨,寻绎出传统行政思想研究的生发途径与内涵框架,分析箴定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义理的生发实际上是因西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学术话语而产生,但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积极经世致用的特殊性格使然,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概念的提出虽似预设为一理念上的价值存有,实际上却是传统政治思想的具体运作,即此扮演传统政治思想的行政实践角色。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其实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体”“用”关系,在政治与行政分合价值与实践的双重范畴认知下,亦寓涵有一特殊的“月印山川”意像。在这一基础框架和理解视域中,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内部理路与实践效应,完成视域融合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系统性理论创构。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王船山对《论语》的新解释——以其与朱子对《论语》解释的比较为中心

通过对王夫之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进行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王夫之要求读《论语》,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被他称为"药病说"的读法,而朱子及其后学在解释《论语》时,大多采用的是此种读法。王夫之批判"药病说",反对机械地运用《论语》,并将"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的方式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王夫之重视学,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     

生态美学的视域融合与当代美学发展趋势

古代和谐美与近现代崇高美体现了审美的双重视域--整体性视域和主体性视域.生态美学在生态文化自组织演化的世界观基础上实现双重视域的融合,它从系统自身的自组织演化、系统之间的交互性自组织演化以及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自组织演化理论出发考察生态美的内涵和特性,将生态美理解为和谐美与崇高美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伴随着近现代美学向生态美学的转型,当代美学思潮呈现出两种美学思潮交汇的趋势,一是实践美学(主体性美学)经由后实践美学(主体间性美学)向整体性美学发展,二是整体性美学力图形成新的理论维度,容纳主体性美学的内涵.两种思潮交相融汇,体现了整体性美学与主体性美学视域融合的趋势.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文本、间距化与解释的可能性——对利科“文本”概念的批判性解释

“文本”概念决定着诠释学对象的范围,也决定着诠释学方法的性质.利科所说的“文本”既包括话语系统,又包括象征系统,也包括行为方式,还包括无意识领域.文本的间距化不仅使解释成为必要,而且使解释成为可能;文本的间距化既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变得困难,又使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