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宿命之路——柳冬妩论

“打工诗歌”写作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精神事件，它既折射出“打工诗人”的内心文化世界，也反映了一个变革时代的真实历史面影。柳冬妩作为“打工诗歌”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诗歌写作和批评无疑具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以其吸纳与抗争的精神品格，记录了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生命形态与心路历程，同时也完成了自身心灵与外在世界的呼应。     

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专题笔谈——底层为何写作

张清华认为，底层写作所应该引发的，是诗人的精神良知与责任感，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对公共领域中道德价值的维护，由此可以给萎靡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以一点改变，对社会的道义状况也是一种促进；赵金钟认为，“打工诗歌”直面人生现场和第一体验，是对概念化、公式化写作的撞击，其拙重质朴的意象直接叩响读者的心扉；何轩认为，“打工诗歌”记录着社会转型期间底层民众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且以文学痛感的方式触及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系列问题及其背后折射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传达了社会底层与中层、上层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张德明认为，“打工诗歌”借助工业话语、乡土话语、动物话语、心灵话语等谱系营构出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形象地再现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有着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感和撼动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龚奎林认为，打工诗人在物质痛苦、身心煎熬甚或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以自己的笔和诗建构起人在旅途的精神家园和独居异域的文化故乡，其抵抗资本异化的救赎意义不言自明。     

“打工诗歌”与底层和谐

最近3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南中国沿海的展开，成千上万的民工涌进广东珠三角进厂打工。在这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和人员流动的浪潮中，中国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发生着激烈变化。伴随着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转型与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层与新的文化。“底层”和“打工诗歌”就是这一转型与分化的产物。     

论“打工文学”的创作困境与美学建构

运用文学社会学的有关方法，辨析“打工文学”的概念，指出“打工文学”目前主要陷入了两方面的困境：“打工”与“文学”的矛盾和独立还是皈依的两难。认为“打工文学”作为具有革命性意义并区别于一直以来所有文学的崭新的文学类型，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规范，可以从本体性、人民性以及独特的打工文学批评等角度进行建构。     

网络诗歌书写语境下的郑小琼诗歌——兼谈网络传播对诗歌的影响

网络与诗歌的"联姻"为诗歌写作带来了一个宽松、发表自由的写作语境,这样的语境坚定了郑小琼写作的"民间立场",但是以底层的姿态书写打工生活的同时,郑小琼并没有止于对情绪的宣泄,而是完成了从生存之苦抵达灵魂之痛的生命探索,并且也没有因为"打工诗歌"为其带来"关注度",在"打工诗歌"的圈子里止步不前,而是突破了"打工诗人"的标签,注重写作对象的延展与历史意识的介入。对郑小琼来说网络只是一个发表平台,诗歌的光芒还是要回归到诗歌本身去寻找。     

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传统流变及其检视

从丹纳“时代、种族、环境”三要素理论出发，宏观描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传统流变“与时俱进”的时代表征，进而探讨了与爱国诗歌相应的“忠君理念”与“垂史追求”二元互补的民族主体心态，并从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审视爱国主义诗歌传统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哲学内核。     

浅议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语言志”说

“诗言志”说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一些论述，本文着重从“诗言志”的原本意义，以至古代诗歌言“志”的方式，综合论述了“诗言志”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的客观依据。     

艾略特诗歌的用典败笔

本文从艾略特早期哲学思想中考察其追求诗歌的“隐晦”目标，并通过中西诗学观点的比较指出艾略特的“哲学诗歌”误区，这一误区导致他在早期诗歌特别是在《荒原》中使用“生典”和“硬典”的修辞败笔。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代诗人与诗歌思潮重释（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油印”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构建

如果从印刷实践层面来看，“油印”之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结构性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表渴望与发表空间逼仄的矛盾中，“油印”释放了其中被压抑的创作能量，并真正锲入到一种新的诗歌空间的创造中。本文从油印诗集、诗刊的研究出发，在诗歌新人推广、“诗江湖”构建和诗学品格等层面，讨论了“油印”与新诗场域构建的关系。从媒介的角度看，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油印”的在场和结果。经由它形成的诗歌实践与创作的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诗歌的“江湖”。     

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论90年代中国新诗

本文集[1]定名为‘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主要目的是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日子里，从理论上对中国大陆90年代现代诗歌、对一代诗人十年来的写作历程进行回顾，对人们正在关心的一些诗学问题进行分析。认识和回答。因此，所选文章大都集中在“90年代诗歌”这一论题和目前一场正在展开的诗歌论争上。勿需讳言，除了其理论文献价值和纪念意义外，这部文集还有着它的现实针对性。那么，相对于80年代（从早期“今天派”到“第三代诗歌运动”，或从‘假陇诗”到‘房愿俄诗”），90年代诗歌能否说是“另一意义的命名”（程光伟）？本文集的许…     

建安诗歌形态论

诗歌的存在形态直接影响其功能与特质，作者认为中国“文学自觉”起始于建安文人诗歌。从形式上看，从合乐可唱的乐府经由拟乐府诗而发展到主要五言的建安文人诗歌。从内容上看，尽管从某些方面保留了传统的因素，但已渐变成了“写志述怀”之作，更加“个人化”了。建安文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标准接受传统、改造传统，形成了“歌消诗兴、以诗代歌”的文化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在断裂处延伸——“第三代”诗歌对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启示

“第三代”诗歌是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诗歌在89年的断裂使得八、九十年代诗歌创作上有很大差别，本文从“第三代”诗歌入手，以它和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为着眼点，试图在二者的联系中找到诗歌发展至今的一脉相连的内在精神的延续和创作的积累，达到正确审视当代诗歌的目的。     

从打破语言常规到语言偏离

本文从“a grief ago”着手，试图从英中两种语言诗歌中存在的语言偏离现象着手，分析诗歌中这一“偏离”对诗歌意境的升华，并由此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种手法并非新创，而是古已有之。不论是在现代诗人的笔下，还是在古人的诗中都有表现。     

“大地”的囚徒——陈勇诗歌论

本文从“大地”的想像入手观照陈勇及其诗歌，把他的诗歌中体现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及其遭遇命名为一种“囚禁”的状态，一种诗歌真诚歌唱所无法回避的“冥界”。这种“囚禁”状态是中国公共领域面临的现实处境，诗人们的歌唱只要是朝向“大地”的，都要经受这种“囚禁”的炼狱，而陈勇的书写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点。     

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 成绩突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等人的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 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诗歌典范和诗歌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忧思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教材成为“诗歌典范”，显现了传统、正统且主流的诗歌趣味在历史延续中的强势。这一“诗歌典范”的树立，曲解了诗篇本意，简化甚至扭曲了诗人形象，并无视或舍弃了海子诗歌创作中“异端”和“新创”的东西。这样的“诗歌典范”培养着人们的“诗歌想象”和“诗歌期待”，影响了人们对新兴诗歌现象的创造和认同。这一“诗歌典范”的塑造方式竞能大获成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并令人忧虑。     

曾国藩诗论发微

本文试图从诗论体系本身出发，以中外诗论史上的相关论述为参照，对曾国藩诗论甄辨梳理，阐幽发微，认为：曾国藩诗论主要包括“言情韵”─—诗歌本质论、具“识”养“气”─—诗歌作家论、“工律”“机神”─—诗歌创作论、识“貌”取“神”─—诗歌鉴赏论四主干，这独特诗论在中国诗论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诗论史上具重要的互补价值。     

当代诗歌语言空符号价值论

空符号是一个魅力空间。借助当代诗歌文本，针对当代诗歌语言空符号客体性的存在，从实践价值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诗歌语言空符号的价值“关系”，并以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语言实践结构即“主体——客体”、“主体——主体”的关系范畴解释了语言空符号产生的内部机制。     

余光中诗歌的形式符号学解读

诗歌是史上诞生最早的文学样式，古今中外诸多文学理论，都涉及诗歌形式、符号探讨。如修辞、话语规则、句法结构搭建了诗歌的表层结构，象征和比喻又构成了其情感深层表达的“有意味”的空间。研究诗歌的艺术性、审美性，文本形式和符号学意义分析方法是基石。从三个方面解读余光中诗歌：（1）形式表层：韵律、句法、词汇主题；（2）“符号”示意：比喻、组合与联想、直陈或曲现“虚幻的生活”；（3）“合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