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唐代科举取士与文学集团的整合对诗风的影响

唐前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变革,即进士科的勃兴,对唐代及其后的古代士大夫阶级的命运乃至整个文化史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创作.科举取士与当时的文人集团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对于唐代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唐代前期的“馆监举士”

唐代的馆监系统，指门下省和东宫所辖的弘文、崇文馆；国子监分领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及天宝九载增设的广文馆。合称二馆七学。武德一朝，中央官学和科举取士尚处在恢复时期，科举取士的主要来源是乡贡举子和前朝官学的生徒，馆监举士地位不显。贞观至天宝年间，以监举为主体形式的馆监举士与乡贡相比较，其在科举中的实际地位，有一个前重后轻，由盛转衰的转换过程。本文系统阐释唐代前期馆监举士地位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而说明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文人与诗妓──诗妓在诗词传播中的作用探微

诗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 ,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畸形阶层 ,本是因士大夫文人阶层的需要而生 ,因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紧密联系而发展 ,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使得她们在信息传播渠道欠发达的古代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诗词传播者的角色。她们在中国古代的诗词的普及化传播中 ,起到过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 ,甚至对中国古代文学样式的流变产生过独特的影响     

文人与诗妓:诗妓在诗词传播中的作用控微

诗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畸形阶层,本是国土大夫文人阶阶层的需要而生,因而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紧密联系而发展,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在信息传播渠道欠发达的古代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诗词传播者的角色。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民族交融背景下的辽代诗词

辽朝继承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崇尚儒家思想,倡导“华夷同风”“华夷一家”。在政治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用科举制取士,以诗词赋为正科,从而形成了皇帝、贵族、士大夫阶层“志于道,言于诗”的局面,这也是辽朝诗词仅限于皇帝和帝后的特色。“澶渊之盟”后,辽朝出现了大量描写北方民族风土人情的诗词,这些诗词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当时的民族融合。     

朱元璋的“尊孔崇儒”与儒士的出处进退

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采取"尊孔崇儒"的战略,进而吸引了大量儒士参政,从而在众多义军中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朱明政权建立之初,继续推行之前的"尊孔崇儒"政策,优待儒士大夫,使得他们在明朝政权的建立和稳定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朱明政权稳定之后,开始轻视儒士大夫,甚至采取了很多极端措施,使得儒士大夫与朱明政权保持了或远或近的距离。由此可见,朱元璋在获得儒士阶层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重儒用儒,只是获取南方儒士阶层信任的一种手段。自始至终,朱元璋都是出于实用的心态来对待儒士阶层,他既极度依赖儒士大夫,又对他们严加防范,这使得儒士阶层始终处于朱明政权或敌或友的生存状态。     

汉代选举制度论议

察举制度是汉代选官制度的主要方式,在汉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察举制度的实施方式、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是不同的,因而察举制度所体现的选官制度也就必然有所不同,作为选官制度的补充和次要方式还有诸如征辟、任子、赀选、自荐、以材力或者以方伎入仕等等形式。汉代选官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给后世以重要的影响和启迪。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论明代的选秀女之制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为预防外戚干政现象的出现,在后宫实行了从民间选拔良家女子以服侍封建帝王的制度。在此制度下被选入宫的女子,绝大多数处于宫中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从明代没有出现前代的女主干政现象而言,朱元璋的这一制度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痼疾和继世之君的纵欲享乐,遂使选秀女制度给明代社会造成极大的扰害,给平民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     

唐代门荫选官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及地位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历经先秦禅让制、世卿制、两汉任子、察举和辟除征召制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举措方式不断演进。至隋,科举选官制已创立,至唐,更蓬勃发展。科举选官适应当时经济、社会要求,是新的上层建筑,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门荫,是官僚子弟凭藉父祖官位或家世而入仕的一种制度,又称"任子",溯自西汉任子制,延续至唐并未因为科举的存在而迅速萎靡而致消亡。相反,它在唐各阶段得到统治者不同程度的重视并成为科举的重要补充,在唐代政治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人们习惯对具有新生意义的科举制大加肯定,对其他方式视而不见或见而不重甚至贬抑,实在有违历史公理。本文试就唐代门荫选官制度在唐代存在的必然性及地位加以浅要分析,不足之处,望予指正。     

韦庄《又玄集》的编纂特点

韦庄编选的《又玄集》是唐代晚期重要的唐诗选本。《又玄集》体现了韦庄具有明确的编辑思想,以＂清词丽句＂作为选取对象,所选诗歌符合其诗学主张。韦庄在选诗的过程中注重不断创新,有意识地通选整个唐代诗作。诗集的编选也体现了韦庄具有较强的传播意识。     

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注重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又完备的官吏管理法律制度。就管吏的选任方式而言,主要以世选制、科举制为基本方式。此外,还有察举制、征召制、入粟补官法、恩荫、任子制、赏赐与赠与。既有成效,也有教训。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清代文化政策对八股文衡文标准的影响

“清真雅正”是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清真”主要针对理而言,“雅正”针对辞而言。此标准机械而灵活,且具有相当的黜落功能。这一标准有关文风,但它的确立非全因文体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而定。它是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制艺流弊,为配合文化政策的实施而提出的,反映了官方的人才价值取向。这一标准到乾隆时被确定下来,并为满清后来各王朝沿袭并得到强化。     

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释义

中国古代历代开明君主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重视人才、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思想原则和主张。而其官吏的选拔,隋以前以长官荐举为主,隋以后以公开报考、按成绩择优录用的科举制为主。保举任官起源于战国时期,宋代形成保举责任制,荐人者须对被荐者任职后的行为负连带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私谊滥举的不正之风。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