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价值反思中的西方合法性理论

西方合法性理论发展到现代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庭抗礼,也已持续了数个世纪。无论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统治绩效”与“行政效力”的关注,还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价值规范支撑”与“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视,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都面对了一个无法轻易克服的理论困境,即“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的规范主义回归已经成为该理论今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如果理论家们还是带着西式眼镜看待这个世界、观察合法性问题,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所谓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了,而是西方文明的危机     

追求正义与善：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缘起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对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探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     

自我观和社会哲学的建构

社会哲学包含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论证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的正当合法性或道德重要性的学问,而这种正当合法性或道德重要性一直建基于自我观之上。自我的本质是什么,自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言说方式。本文对目的论自我观和道义论自我观进行了梳理,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揭示了不同的自我观与政治观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当代自我在西方政治理论和现实政治中的困境。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性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争议点,就是马克思有没有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占据轴枢地位,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阐发价值和规范性问题,而这又取决于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的准确判断与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只关注事实、没有任何价值取向的实证理论,毋宁说,正像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阐释的,乃是一种将事实与价值融合为一的总体性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理论特质来看,马克思有政治哲学的基本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其政治哲学不是先验主义的,而是现实主义的。     

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及其规范意义

"休谟问题"不是一个有关推理有效性的逻辑学问题,而是理性与规范之间关系的元哲学问题,是指涉社会规范体系合法性的依据和源泉问题。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取消了对价值进行理性判断的可能性,波普尔以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逻辑批判,阐述了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二元论,为自由传统奠基。历史决定论根本性逻辑错误就是坚持了事实与价值一元论,把"是"与"应当"混为一谈;休谟和波普尔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对20世纪西方伦理学、政治哲学甚至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均产生重大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批判与休谟走的是同一条路,它坚持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批判和拒斥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理性主义,对同一性哲学采取批判立场,倡导非同一性、差异性、多样性,以此捍卫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守护基于启蒙精神的现代性也不成功。后现代主义试图摆脱"现代性"对人的压迫与控制的消解意义应该肯定。但在思想文化和价值领域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导致崇高与意义的彻底失落。     

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批判

现代合法性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分化为自由主义及其批判两大范式。前者宣扬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法律、合法性信念和宪政民主＂,而批判理论认为,这些要素虽然重要,但最终需经真理的检验,以使权力体系重新合法化。批判理论主要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但也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这两类合法性理论的存在,为当代政治实践提供了较全面的检查视界和参考依据。     

从道德视角看政治合法性

道德维度曾一度被实证主义排挤出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领域,这种理论影响到现实政治生活,使西方政治生活濒临危机。罗尔斯的《正义论》使道德问题重新回到政治合法性论域,引领了规范理论的复兴,但他在后期却由于不必要的妥协而放弃了道德立场。政治合法性和道德问题有深刻的关联,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和评价不可能离开道德问题而进行。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意识形态辩护论”的逻辑与实质

"意识形态辩护论"是西方学者诠释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理论话语,主张回到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批判价值。这种隐喻式"辩护"对重拾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西方意识形态辩护论的阶级实质,这种看似超脱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的辩护面孔,实质上只是在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出路。对此,我们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旗帜鲜明地批判"意识形态辩护论",避免陷入西方国家谋求"政治同化"和"制度趋同"的话语陷阱,又要积极借鉴西方意识形态资源的运行策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现代性危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以降,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产生了“反理性”的思潮。对“理性”以及“形而上学”的系统反思,使思想家们看清了“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了由韦伯所阐释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局限性。为了挽救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更为了寻找自韦伯以来失去了的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价值维度,罗尔斯将“公共理性”引入政治合法性领域,并试图以此作为解决西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危机的最佳策略。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论统治行政的“权治”特性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人类社会演进先后出现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统治行政特性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统治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从其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功效角度加以理解.统治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正义,王权、神权和君权神授则是统治行政合法性的根源,而统治行政的基本功效是克服普遍的混乱、维持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强调道德.统治行政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法治缺失、运行非理性、公民权利衰微等.探讨统治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对于旨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现代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透析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折射出的为平等的自由辩护所构建的合法性理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所体现的为自由权利至上辩护所构建的合法性理论,代表了当代自由主义为西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进行辩护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合法性理论无疑深刻地代表和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同时又表现出了对传统规范主义的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的深深眷恋.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为更好地发展民主,可借鉴一些西方的民主理论。公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中介,而协商民主则充当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工具,民主政治就是两者的契合点所在。从公民社会的视角看,民主政治是公民本位的回归;从协商理论的视角看,民主政治是保障政策合法性的根本制度,两个理论对政治的挑战,决定了民主的必要性。为了实现民主政治多向度的＂前进＂,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必须和健全的协商民主相结合,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公共领域”是非实体性范畴,是哈贝马斯用来厘定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引导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根据文本分析,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来源于特殊的西欧社会的文化根柢,有着特定的西欧社会历史背景,直指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的问题,并不能以自明自证的方式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尽管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监督和批判的自我纠错功能依旧具有普遍意义,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公”的文化相结合,立足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实现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化社会语境下的现代转化,才能发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逻辑与理论传统

法兰克福学派秉承西方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立足于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变化重构了唯物史观,把理论重心转向了微观政治领域的问题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提出了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乌托邦理论,从而构成了其理论发展的问题逻辑,形成了其现实性和批判性的理论传统.其理论探索无论是对于我们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还是正确看待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新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道德确证与自由选择——论萨特伦理学对道德确证问题的本体论回答

元伦理学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主要思潮之一。早在18世纪,休谟就提出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分得到了后来大多数哲学家的赞赏。1903年,G·E·摩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提出“自然主义谬误”理论,批判了将事实与价值等同的自然主义伦理学,标志着元伦理学的正式兴起。因而,对于事实与价值问题的探讨就成了元伦理学的出发点。什么是事实和价值,它们在道德确证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对关于什么是道德上的善或道德上的恶的答案能否被确证?这些问题也就成了元伦理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

西方政治社会中,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这两种合法性理论形态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构成了合法性理论演进的主线.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之所以表现出这种特征,就在于政治思想家们在构建时始终没有离开当时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主题.分析与总结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合法性理论的实质.     

反思合作民主——嫁接承认理论与激进民主的桥梁

近年来,“承认”逐渐取代“认同”,成为西方左派政治论争的一个重要斗争领域。随着批判理论的“伦理”转向,承认范式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批判和反思民主政治斗争的理论路径。承认理论如何审视民主问题、如何参与当代激进民主政治论争就成为检验承认理论能否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文章就承认理论与激进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做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