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追溯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农村改革较为曲折,从开始阶段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和农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到改革中期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到国家以新农村建设为方略给农村经济带来新的希望.这种曲折的经历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加以解释,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的成本较低,但相应的收益十分明显;而随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则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相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失去优势,从而出现资源向城市集中;目前的新农村建设表明国家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但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寻找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路径.为此,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应着眼于三个方面,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进程;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财政支持的力度.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

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产生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固化,阶层流动渠道被阻断,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     

从土地秩序与土地认知反思农地制度改革

村庄实践中的土地秩序和土地利益主体农民的土地认知,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农村土地秩序的变迁历史,在田野经验基础上梳理土地承包秩序、 流转秩序和征用秩序的实践样态,发现不同的土地秩序对应相异的产权需求,农民的土地认知和土地权属观念既受传统的多元地权配置的影响,又受城乡二元体制、 地方知识体系、 村庄阶层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需借鉴历史实践中的制度遗产,又需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村社结构与基础的变迁.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路径与成效

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生产领域中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制度创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流通领域中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制度创新,为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分配领域中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为主的制度创新,提高了农民收入,为农村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代陕西农村现代化阶段探析

农村现代化的阶段划分,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农村变迁过程,更能反映其内在规律、政府—农民关系以及城乡结构等多方面内容。采用宏观政策、经济状况和农村社会形态三方面的综合标准,本文将1978—2010年的陕西农村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以期完整显现陕西农村社会变迁的复杂性。     

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分化与互动

改革前 ,我国农村的基层权力结构是单一的 ,刚性结构 ,基层的重大权力都集中在公社和生产大队 ,具有高度的集权性。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导致农村社会关系国家化、社区政权化。当前中国农村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代传媒无处不在 ,市场观念无孔不入 ,使得并非完全封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受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现代与传统、历史与现实的搏弈。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对接 ,改变了农民的人伦身份和分工身份的强制性 ,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进程 ,导致乡村权力结构的分化。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乡村权力结构分化状况 ,理顺它们的互动关系 ,不…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伦理路径探析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制度伦理既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价值目标,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主观条件,人类对制度的正义追求导致了制度发生变迁,对制度正义的追求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在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现实演变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城乡二元结构变迁受着一颗伦理之心的指引形成的伦理路径.改革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中国农村居民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要求平等地获得生存权是对制度伦理的终极诉求;改革后,随着劳动时间的合理利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制度的自由价值的诉求,不断地冲击着现有的制度安排,表现出不断的制度变迁的过程.由于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仍然没有达到制度伦理所需要的价值诉求,由此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思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给公民尤其是农民以平等、自由的权利;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形成并完善根本解决城乡关系的长效机制.     

现阶段农民分化的非均衡性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各有差异、因而农民分化的状况在空间分布上表现非均衡的特征。第一，各地农民分化程度的不平衡。这首先表现为农民分化程度的区域差异。在我国西、中、东三大区域之间农民分化的程度明显呈依次递增的状况。从三大区域农民非农化程度的差异中可见一斑。见下表：1995年农村劳动力办”大区域的分布情况《资料来源：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96》，第175页。）另外，还表现在农民分化程度的社区差别。实证研究表明，改革以来，各地农村，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社区，甚至最基层的村庄，其农民分…     

利益关系分化中的意识形态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分化,这个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引起了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人们从贫富差别、阶层分化、社会矛盾和发展不平衡等多种视角对利益关系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然而,与社会利益关系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变迁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研究利益关系变化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农村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安达县奶品产业环流的调查

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各类地区的普遍实行,拉开了我国农村以全面改革求现代化的序幕。当前农村变革在向纵深发展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 对农村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如何形成更多的产品,进而形成更多的商品,完成从资源优势向商品优势的转换;(2) 农民家庭经营在微观经济结构中的活跃,如何在宏观经济结构中被稳定地保持下来,使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包括农村工业、交通、商业、金融、技术体制在内)适应自己富于活力的基础经营层次的需要。农村产业政策是继责任制政策后的重大后备政策,值得研究;研究农村产业政策,就是要综合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十分明显,回答这两个互相有着紧密联系的问题,不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

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并不断强化和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也是对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农业税取消之后,各个利益相关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几种思路。展望土地制度变革,探索农村集体成员———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营形态之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是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这种探索对农民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要有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落实为保障,必须与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相结合。     

试论农民的分化与整合机制

<正> 自70年代后期以来的农村改革,打破了农村权力资源被垄断的格局,农民行动的维度增加。与此伴随,农村阶层的二元分层模式逐渐演变成多元模式,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成长为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农村阶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在削弱了传统整合机制效能的同时,将各种社会离心力的因素导入了社会,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提出了新挑战,并增加了整合难度。以国家机构为代表的农村社会调控中心,不仅需要解决农民内部各不同阶层的矛盾,而且还要将各个阶层整合成“共同协调发展”的有机体系,以增强农村社会的凝聚力,更好地发挥不同阶层内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本文就此阐述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思考

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成就举世瞩目.在农村初步形成了维护农民经济利益、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努力构建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逐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逐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同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乡村的治理结构,践行政治民主.但是,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有些深层次的矛盾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整个宏观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农村改革,就要落实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继续解放和发展农业和农村的生产力.     

我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

传统的大家庭是家庭养老的基石,可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发生了裂变:传统家庭结构分化,家庭规模趋向小型,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挑战,尤其在承载了中国约75%的老年人口的农村,如何有效缓解由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对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带来的冲击,显得尤为重要。     

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新农村建设

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它阻碍了社会正常发展,是一项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主要是对农民的轻视和限制;造成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影响社会公正;无代价向农业提出积累以发展工业、限制农民进程;导致社会成员的不平,农民成了"二等公民",其身份永远低于城市居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社会资源配置与发展实行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以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导致农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土地产权不清晰(农民只有承包权,没有转让和出租权);土地使用权有期限;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现有的土地制度,农民的家庭承包权不仅缺乏明晰性和排它性,而且缺乏安全性,同时又限制了土地的流动、农民的流动,阻碍了合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     

改革进程中农民的创造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我国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先后推出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专业户、小城镇、农民工、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村民自治等九大创造,为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中农民的这些创造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进一步完善这些创造,继续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并注重制度创新。     

社会转型对上海家庭结构的影响－－对500个家庭的入户调查

本文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 ,从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发挥两个层面探讨了社会结构变迁与上海家庭制度的相互作用。指出上海家庭制度的变迁不仅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变迁 ,它还有自身的自主性 ,其演变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按照其内在固有的逻辑延伸 ;尽管市场化改革已经引发了上海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但是 ,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上海仍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南朝鲜农民的社会流动

南朝鲜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60年代后,经历了急剧的变迁。作为一个发展中地区,它在产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本文将在这种背景下考察南朝鲜农民的社会流动。一、历史背景南朝鲜社会在本世纪初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社会开始了近代的变迁。然而农民阶级的急速分化和流动主要发生在60—70年代经济增长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南朝鲜社会仍然是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