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贯休诗歌用韵考及其所反映的方音特点

僧侣诗人的用韵往往会有出韵的表现而显得比较特别,这些出韵的表现常常是诗人受自己方音影响的结果.对唐末僧侣诗人贯休的诗歌用韵情况做穷尽式地考察,并参照《广韵》独用、同用的规定,统计其韵部通押的各种情况和通押比例,归纳出其诗歌的韵部.同时,就所得的韵部与中唐26部诗韵,晚唐僧侣15部韵以及宋代通语18部词韵的异同点进行了探讨.重点是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及诗人的方言,对诗人用韵中的出韵、特韵现象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这些特韵通押是有方言语音基础的,它们是诗人方音的流露,说明了僧侣诗人用韵常有以方音入韵的事实.     

韦庄、韩偓的诗歌用韵

诗歌用韵常常受当时当地实际语音的影响而出现不符合韵书的情况。诗人韦庄、韩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北方语音的面貌 ,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出韵、借韵如典型的“东钟”合流、“支脂之微”通押、“寒桓元”通押等情况 ,还出现了一些上声与去声相押的特例。在对其实际用韵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上 ,可归纳出韦庄、韩诗歌的舒声韵 18部 ,入声韵 8部。     

王昌龄诗歌用韵考

盛唐诗人王昌龄诗作久负盛名,是研究盛唐语音的重要语料.王诗用韵,近体诗可分21个韵部,古体诗可分32个韵部.大多诗歌用韵规整,合于<广韵>.支脂之微、萧宵肴分别合为一个韵部.而且出韵较少,偶有换韵,亦有韵字不避重复者及特殊韵字.     

律诗变格是汉语语音的实际反映

随着时代的发展 ,唐初科举考试中所规定的诗歌押韵的同用、独用条例 ,到唐代中后期 ,已与实际语音不相符合 ,好多人有了“出韵”现象。为了不因“出韵”而影响诗人的科举或诗人的形象 ,晚唐人为地规定允许诗人以“辘轳体”、“进退格”的形式出韵而不被视作“出韵”。由于出韵是实际语音的反映 ,故辘轳体、进退格也是汉语语音的实际反映     

花蕊夫人诗歌用韵考

花蕊夫人是五代著名女诗人,善写宫词,其诗歌用韵,可归纳系联出十八个韵部,基本合于王力先生考证的晚唐-五代音系,其诗歌用韵规整,偶有出韵,多借韵,亦有些许特殊韵字。     

宋代衡阳诗人廖行之用韵考

通过对宋代诗人廖行之的古、近体诗的押韵情况及各部特殊韵例、韵字的讨论,归纳了作者的用韵特点。古体诗阴声韵有通叶现象、入声韵有混押现象。近体诗较多出韵,首句入韵也不少。     

元代儒学教授虞集诗词曲用韵考

通过对虞集古体诗、词、赋等的用韵和近体诗的用韵做穷尽式的考察分析,我们发现;;虞集古体诗、词、赋等可分为１８部,和宋代诗词人用的基本相同,与《中原音韵》有别;;近体诗基本上按传统的“诗韵”写作,但其中有与古体诗各部之间通押相似的借、出韵关系,也有些近体诗不符合“诗韵”规定,而是对实际语音及方音特点的流露。虞集虽然是名儒显宦,近代诗用韵也受到实际语音的影响。     

北宋张耒近体诗韵考

从北宋晚期诗人张耒的1 424首近体诗的押韵情况来看,其用韵特点如下:近体诗借、出同摄之韵现象突出,阳声韵尾与古体诗一样,m、n、η不同程度地混押.这些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江淮方言的语音特征.     

数字人文视域中的唐宋江韵诗研究

诗韵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数字人文方法,在对《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宋诗》所收诗歌韵脚进行全面标注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共收录53位诗人的81首江韵诗,308处押韵,涉及27个韵脚;《全宋诗》共收录267位诗人的625首江韵诗,2431处押韵,涉及68个有意义韵脚。通过对韵脚分布、出韵情况、韵脚组合、次韵分韵、诗风与用韵之关系、创作队伍等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唐宋两代江韵诗存在核心韵脚、常见韵脚组合等现象,唐宋两代的江韵诗风以平易为主,但同时也有篇幅长、用韵僻、构思奇的奇崛之作。唐宋两代江韵诗的用韵、创作等特点,对元明清三代江韵诗的用韵、创作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世民诗歌用韵考

唐太宗李世民现存诗歌98首,其诗歌用韵,可以归纳系连出21个韵部,基本与王力先生考证的隋一中唐音系相吻合,但是偶有出韵之处。李世民诗歌用韵情况对于全面地考察隋一中唐音系,特别是初唐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芸”考辨

《说文解字》是研究古代农作物词最早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库,可以结合其他文献古注和考古实物对其所收词语进行考辨。历代古注、字书以及当今学者对"芸"有不同的说解:"芸"被释为"香草"、"芳菜"、"芸蒿"、"芸香"、"芸薹",等等。作者根据《说文》的解释,结合古注、植物命名理据及农学、中药学等的佐证可知,《说文解字》中的"芸"不指芸香、芸薹,而当指伞形科植物"前胡"。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部与微部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微合韵与方音有关,带有楚方言色彩。先秦时期,楚方言里脂微合韵现象较为突出,至东汉,脂微两部发生合并。这种音变现象起初是在方言中发生的,是秦汉时期楚方言、秦晋方言共有的特征。     

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

从群体的角度看,二陆诗歌中主要的赠答对象是东南士族。以二陆为代表的东南士族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的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洪武正韵》小韵校勘札记

《洪武正韵》是研究近代语音史的重要文献之一，以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洪武正韵》为底本，参照国内外不同版本及相关的字书、韵书等材料，用本校法、对校法、理校法等方法，对其小韵的韵字、反切等方面进行校勘补正。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文学视域下的“叶韵”法及其意义

“叶韵”法主要用于经典韵文文本注音，有效地疏通由于古今发音演变而造成的押韵问题。“叶韵”法在经典韵文文本的吟咏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众多经典韵文文本更流畅地讽诵于口。历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表明，“叶韵”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其文学意义有待凸现。     

朝鲜王朝古地图中的湖南与朝鲜人的湖南意象

朝鲜王朝古地图与文人诗歌体现了朝鲜人的湖南空间认知形态与他们心目中的湖南意象的特殊性。近代以前,湖南与朝鲜几乎没有直接交流,湖南却成为许多朝鲜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朝鲜人并没有强烈的湖南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湖广”“楚”“荆州”等概念。湖南的山水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与其相比,一些人文环境的评价却相对不高。这些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来自朝鲜特有的儒学价值观,及由此形成的朝鲜中华主义政治态度与景观评价标准。     

论楚国的屈氏家族和屈原的故乡

屈氏家族从屈瑕授封屈地为侯开始,世代享受“莫敖”的殊荣,春秋战国500年间一直是楚国的支柱。屈氏家族涌现了一大批人才精英,特别是产生了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从《鄂君启节》有关铭文和汉寿县沧浪水畔楚墓群“武王之童督”铜戈、“郢室畏户之玺”铜印等文物的出土,沧港镇的遗存遗迹及相关文献的记载分析,屈原的故乡不可能是湖北的秭归,很可能是洞庭平原中心的汉寿县沧港古镇。     

近体诗句法变异的韵律与语用分析--以杜甫诗为例

成分异置是近体诗最重要的句法变异现象,其基本成因有二韵律规则对句法结构的客观制约;语用上对诗句词序的主观调动.韵律对句法的牵制体现在整体句法格局和具体结构选择两个层面上.其中节奏的力量不可忽视,尤其是"双字头"、"三字尾"起着潜在而强有力的作用.诗人为交际和诗性需求对诗句结构的变异处理,包括因话题化、焦点化、认知化、诗语化而形成的错位.总之,古典诗句句法结构变异是韵律规则和语用规则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