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

《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是明末清初出版于江南的两部伊斯兰教著作,前者因王岱舆批评而出名,后者因译者是张中而受重视。有学者却将它们看成是一本书,认为王岱舆批评《证主默解》即是批评《克里默解》、批评张中。并推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江南学派内部,包括王岱舆与张中之间存在分歧或纷争。比较两部著作的思想和文句,此观点难以成立。《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两书而非一书两名,作者亦是两人而非一人;至‘于推断明清之际江南学派内部纷争等实属个人想象,并无实际依据。     

关于1931年中华书局刊本《正教真诠》的版本渊源及相关问题

通过文献的比较，可知1931年中华书局刊本《正教真诠》实际上完全来自干同治三年（1864年）马如龙刊本《真诠要录》。因此，不能把中华书局刊本看作是《正教真诠》的独立版本。嘉庆六年（1801年）广州清真堂刊本《正教真诠》中的批语出自作序的明末伊斯兰教学者梁以溶；而《真诠要录》中的批语虽然由之而来，却已有很大的不同。《真诠要录》的内容也偶有超出《正教真诠》的地方。     

从《建国诠真》看徐树铮的政治思想

<建国诠真>是徐树铮于1921年撰写的一本政论性著作.文章以<建国诠真>一书的主要内容为载体,分析了徐树铮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进而对这位历史人物作出评价.     

从《建国诠真》看徐树铮的政治思想

《建国诠真》是徐树铮于1921年撰写的一本政论性著作。文章以《建国诠真》一书的主要内容为载体,分析了徐树铮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进而对这位历史人物作出评价。     

孙璋《性理真诠》对“太极”的诠释

孙璋《性理真诠》对于太极的看法有四:一是认为“空”、“无”不能表达“太极”的本性,二是认为理学后儒对太极的诠释在一多、前后、虚实、纯杂等方面互相矛盾,三是认为“太极”既非“空”,亦非“无”,亦非“气”,而是“元质”(即天主创世所用的原初质料),四是认为这种“元质”虽然蕴涵于阴阳二“气”之中,但是阴阳二“气”之消长变化的动机并非来自于“太极”本身,而是来自“天主”。他对太极的看法显示,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常常是出于传教的目的和需要,因而这种解释往往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明末清初借传教契机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往从而也始终未能产生真正的对话。     

试论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的一个侧面——以《清真教考》为例

明末崇祯年间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卷首所附《群书集考》的资料系袭自《清真教考》；清康熙年间成书的马注《清真指南》一书抄录了作为《清真教考》序跋的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与张忻《清真教考序》的部分文字；清雍正年间成书的刘智所纂《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九、二十部分不仅在资料方面有明显承袭《清真教考》之处，其资料编纂的举动本身也受到《清真教考》的影响。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中一个虽然不甚重要却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侧面，即在伊斯兰教教外产生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文献在回族宗教学者中的传承是有其影响和积极意义的，为当时中国回族的文化创新提供资源，这一继承的过程是民族文化自觉与创造的反映，符合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上升时期的表现。     

论《金瓶梅》中晚明市民文化的文学呈现

《金瓶梅》以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作为描写中心,一方面反映官场生活,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写出晚明社会的众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用文学手段绘画出的一幅晚明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其中尤以对晚明社会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的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对小说中所呈现的市民文化包括商业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市民文学、宗教文化等进行梳理和论述,以此来揭示《金瓶梅》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民族舞蹈的文化生态思考--从《云南映象》说起

杨丽萍的大型歌舞集《云南映象》在给观众带来舞蹈盛宴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民族舞蹈的文化生态思考。中国民族舞蹈要走出尴尬境地,必须迈出三大步:第一,发掘原生态资源,满足精神回归的审美需求;第二,演绎人性文化,营造自然和谐的审美绿洲;第三,解读消费文化,拓展循环互动的艺术生态空间。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从小说到戏曲:《红楼真梦》的文体转换与文化内涵

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澐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作《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换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著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其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是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就晚清以来的世道变迁与文化发展而言,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余,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