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社会关系框架下的法律观评析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框架下有三种法律观国家中心论认为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必须而且只能由国家制定和宣示;社会中心论认为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包括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等;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论认为法律包括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制度、社会自发生成的法律制度和介于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之间的过渡型法律制度.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无论哪种类型的法律观,均缺乏本体论上的价值关怀,无法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分析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数依循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展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向求证的研究套路在面对中国社会组织这一不断变化发展的经验现象时遇到了各种危机,未能揭示出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如何才能透过社会组织寻找到一条接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真相"的途径呢?回到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和理论框架的桎梏,同时也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在",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     

国家自主性: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的一个维度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有效治理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回归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新的范式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批判社会中心论作为支持理论的回归国家学派提出了国家可能做出摆脱其统治阶层的国家自主性行为,国家自主性以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为主要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经常面临着来自社会中心论的挑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界定不清、推演过于绝对等缺陷。对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来说,当前转型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经常表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政治现代化是构建合理限度的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隔离性的政治体制、打造嵌入性的社会组织和追求国家自主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作为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可能的路径选择。     

“三分法”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化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无法为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关系模型提供理论说明,也难以解释在我国某些地方业已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实践。“中央、地方、民众”的三层分析法正是在对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解释及为双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方面,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改革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述评与反思

改革开放导致了多元利益格局的出现.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逐渐减弱,社会的自主性日益增强.市民社会的概念逐渐流行,诸多中外学者将其应用于解释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梳理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学理渊源;简要评述了应用这一概念所进行的具体研究;并分析了其局限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在既有市民社会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经验把握其实践形态,才是理解改革后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键.     

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

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有机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冲突、协调与整合的复杂过程与状态,表现形式与途径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渗透与掌控.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由国家社会同构一体一元结构,到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二元结构,再到国家与社会相互影响的互动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社会利益变迁与治国模式的转换.     

社会资源与社会控制浅论

改革前,国家垄断了社会资源,全面控制了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资源的流动变化,国家对社会控制不断弱化,社会失控现象严重。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的转换,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更高水平的社会控制机制。     

政治社会学:主题、取向与学科

本文从研究主题、研究取向和学科性质三个维度理解政治社会学的特征。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政治与社会关系,对此人们具有高度的共识。另一方面,缘于“社会”与“政治”概念的复杂性,实际的研究议题又丰富多彩。“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和“相互作用论”是人们考察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三种基本研究取向。在政治社会学学科性质的问题上,存在颇多的分歧,这反映了传统学科设置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争论背后所潜在的学术政治。     

社会互构论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取向及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再次调整、转变和互构过程.从社会互构论视野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两个建构趋向:国家职能从集权走向放权和社会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同时,当前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市民社会问题,以及研究视角和路径等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其探讨更应关注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     

社会转型与风险控制：回到实践中的中国社会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转型形成了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更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层面,但这种社会中心论极有可能引致社会学研究的失衡。对于当下的研究而言,必须“找回国家”或者至少把国家和社会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全面认识“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使社会学研究走向新的平衡。     

从制度能力与职能范围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在看待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不管是存在＂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以及＂强国家、强社会＂等实践模型的探讨,最关键在于确定国家与社会的合理限度。而从制度能力和职能范围两个方面出发,无疑是考察与确定国家与社会合理限度的有效视角。而制度能力维度的考察,又涉及到从国家的自主性、行动能力和国家的合法性三个方面考察国家与社会的合理限度。也正是围绕着制度能力与职能范围两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演变,而风险社会的到来,又为反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提供了契机。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论政治稳定的内涵、支点和保障——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政治稳定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对平衡的状态.本质上,这种相对平衡状态就是国家与社会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制度安排的具体体现.因此,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是政治稳定的支撑点:国家与社会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均衡性是政治稳定的保障.     

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作为对原有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中国民间组织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社团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尚处于调整和磨合过程之中,政府有建立社团主义国家的强烈意愿,而通过立法形成管控社团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是实现这一意愿的重要途径.但由于体制和时局的影响,这种全面控制社会的努力总是面临一定的限制,于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一种控制与共生动态.     

论行政法的国家和社会基础——从历史根基的角度

行政法产生、发展、变迁、完善的历史根基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矛盾运动之中.从古至今中西方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的演进与行政法的发展脉络的暗合并非历史的偶然.行政法产生、发展的深层社会历史动因深埋于国家和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行政法实质上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在现实中和操作中的具体表现.     

从“总体”到“整体”——新中国70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围绕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历史使命,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单边吸纳、弹性依附、共建共享三大阶段,具体表现为从总体社会到整体性治理的演进路径。上述经验事实遵循了"时代背景—政策目标—权力结构"的独特逻辑。国家与社会并非此强彼弱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建构—解构—部分重构"螺旋式上升过程。随着社会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时代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巧妙嵌入社会领域前提下的甄别性吸纳,其符合整体性治理特征,并有力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国家性的片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