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报称:放宽投资加速直航进程是化解两岸紧张关系的唯一策略

7月26日出版的台湾《工商时报》刊登任中原的题为《扩大经济交流 化解两岸紧张——重新思考中共武力犯台问题》的文章。文章说,中共自上周末对台湾北端外海发射导弹,已使台湾股市面临崩盘危机,外汇市场更发生逃难行情,整个台湾即笼罩在“中共可能武力犯台”的严重危胁之下。文章从     

试析党的“八大”对台政策调整的原因

中共“八大”将党的对台政策由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有着复杂的背景: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台湾岛内形势的趋向稳定;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美台军事合作关系的加深;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共识等等。这种政策的调整,孤立和抑制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为后来党提出一系列新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推动中共对台政策演变、寻求第三次国共合作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正确分析和解决国共关系方面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了中共对台方针从武力解放到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周恩来积极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有效地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回顾总结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对增强新时期新阶段对台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美台防务关系新进展

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推行以来,深刻重塑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恶化了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背景下,作为其西太平洋重要战略支点的中国台湾自然扮演着特殊角色.就此,美台(中国台湾)双方借“再平衡”之机多层次、多手段地深化双边军事准同盟关系及防务领域的各项合作.特别是“再平衡”战略推行数年来,美台关系在防务议题层面的诸项进展,表明了美方对于台湾在该战略中的军事价值定位与相应作用的发挥给予了高度重视.美台防务关系所生发的诸多特点值得国际社会进行审视与反思.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三次转变

建国以来中共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建国初期,中共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即通过战争方式谋求中国的统一.其后,中共对台政策从单一的武力解放变成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两种方式并存,争取和平解放.并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后,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不再要求台湾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在谋求海峡两岸统一的方式上,立足于和平方式.除非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将台湾分裂出去等事态.     

1963,周恩来赴南海秘密会晤台湾国民党要人(上)

国共关系有了新进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方针政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956年以前,中共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1955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开始有了大使级的外交接触,这为中共和平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到了1956年,中共对台方针政策又有新的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根据这一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     

1963,周恩来赴南海秘密会晤台湾国民党要人(上)

国共关系有了新进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方针政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956年以前,中共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1955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开始有了大使级的外交接触,这为中共和平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到了1956年,中共对台方针政策又有新的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毛泽东关于国家统一观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战略实践经历了从坚决武力解放台湾，到边“打”边“谈”，侧重向“谈”的转变。毛泽东坚决排除外界因素干扰，坚定维护国家统一，从增强统一战线力量、防止“两个中国”出现、为“一国两制”奠定雏形等三个方面，对发展和实践国家统一观作出重要历史贡献。坚决打击美台相互勾连、消灭台湾当局“挟美抗中”底气以及改变对美工作思路，是毛泽东国家统一观对当前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启示。     

中国外交活动中涉台问题研析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台湾问题,首先应对我国外交活动中的涉台问题进行分类与细化分析。中国外交因台湾而引发的难题大致有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代表权之争、台湾拓展与某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而引发的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冲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和国际经济与文化领域存在的涉台问题等。而这四类难题的出现与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和态度密切相关:许多国家不断发展对台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对台策略以“政经分离”为基调,特别是近年出现“以经促政”趋势;部分国家事实上认同了台湾的“政经实体”地位;“维持现状”、“避免用武”日益成为多数国家对台湾问题的首选方案,等等。这些都构成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国际压力。中国一方面需要努力使“和平统一”方针和对台政策得到世界各国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认真考虑世界各国对台湾问题的意愿和诉求,在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做必要的政策调整。     

邓小平在1975-1978年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贡献

1975-1978年,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将“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他的贡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对台工作奠定了基础。     

台湾政权更迭与美、日之反应

台湾政坛的权力更迭使台海形势发生了本质变化，两岸关系迎来了“和平互动”时期。对此，美、日国内的反应有很大不同。如何在台湾与大陆、美国和日本之间建立起“新型平衡关系”，是摆在马英九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面对变化了的台湾政治生态和地区形势，日、台关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拉开序幕，“联合号”事件的发生无疑将对日、台关系调整产生影响。未来日、台之间在加强务实的经济关系方面存在较大空间，但不会成为安全上的盟友。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台关系将进入一个转型期。     

战后日本对台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二战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日本不断提升日台关系 ,加深介入台湾事务 ,助长了台湾岛内外的“台独”势力 ,为中日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受到了历史情结、日本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国内政治、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对此 ,中国在对日交往中既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坚决反对日本插手中国的台湾问题 ,也要积极增强与日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     

透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纵观自卡特政府以来美台关系的发展，作者认为美台关系始终处于变化、调整之中，美国政府从未摆脱“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模式。一方面因为美国的亲台势力强大，但更主要的是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对台政策既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但又存在着不稳定性，受到国际环境、中国等因素的制约。台湾问题最能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甚至走向对抗。改善和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关键在于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强化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由蓄谋已久的“远东条款”调整为冷战后欲盖弥彰的“周边事态”,“9·11”后美日进一步将台湾问题纳入其“共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强化,为美日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台海局势更趋复杂,岛内“台独”分子蠢蠢欲动;周边地区军备竞赛趋势加强。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大障碍。近年来美台关系又呈升级势头,1994年9月美国政府竟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宣布提升对台关系,1995年6月又邀请台湾现任总统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美。“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日益突出。这一问题产生发展的由来、背景何在?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对此本文略加分析说明。     

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反共反华遏制战略的产物,是维系当时美台特殊关系的核心文件,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基础是以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为依据,以“台湾中立化”为基准目标。该条约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即较大的弹性、长期遏制性及美国的绝对主导性。     

毛泽东在涉台问题上的“联蒋抗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台湾问题上“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是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策略方针是针对美蒋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提出的,其实质是挫败美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将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作为对付美国的一项绞索政策是这一方针的基本策略,以有限的地面炮火保持两岸的沟通是实施这一方针的有效方式.这一方针对中共日后的对台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使中共形成了在台问题上的完整的外岛政策,牢牢掌握了与美蒋斗争的主动权,并以全新的角度思考两岸的统一问题.     

试论建国以来我党对台政策的演变

建国以来 ,我党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国家统一 ,进行了不断的努力与探索 ,党的对台政策也历经了“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演变。本文对我党对台政策三次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所体现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性的说明。     

“文革”时期中共对台政策

本文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台湾政策做一考察与分析。全文三部分：1．中共对台政策受挫及对台政策新进展。2．中共对台工作的转机。3．中共缓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努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

战后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的方针成为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严重障碍。在抗战胜利前后赫尔利公开声明扶蒋反共、不与中共合作的时期 ,中共对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 ,但仍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而且斗争的主要锋芒是对蒋而不是对美。在杜鲁门发表声明、马歇尔使华之后 ,中共提出“有时也可中立美国”的策略思想 ,争取美国执行“中间政策” ,赞助中国搞联合政府 ,不干涉中国内政 ;并曾提出与美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的方针。在美国提出“军事援华”法案、进一步公开暴露其助蒋内战的立场之后 ,中共坚决揭露其对华政策的“虚伪性、帝国主义性与残酷性” ,直至公开宣布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一方面作好对付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 ,一方面仍采取慎重态度 ,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中共对美采取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是中国革命得以胜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