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施肩吾能够及白派之门

唐末诗人张为《诗人主客图》(又称《主客图》、《唐诗主客图》)将施肩吾列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之及门弟子。从创作上看 ,施肩吾及白派之门有三个理由 :①内容艳丽 ;②风格浅切 ;③乐府诗创作上具有新乐府精神。另外 ,施肩吾与白派及门弟子徐凝的同乡挚友关系 ,也是其及白派之门不可忽视的因素     

略论张为及其《诗人主客图》的文献价值

唐代文献《诗人主客图》是唐末诗人张为所撰,他把部分中晚唐诗人分为六个派系,这种分法引起后世学者颇多非议,因此《诗人主客图》的地位和价值没有得到学者们应有的肯定和重视,其原本的散佚就能证实这一点。现存《诗人主客图》的各种也都是清人所辑,但都已是残本,它的文献价值也因此被学者忽视。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张为及其《诗人主客图》的文献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作为一部重要的古代文献实有研究的价值。     

《诗人主客图》儒、佛因素探源

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既受到儒家传统文论观的影响,也受到了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和佛教惯有的条分缕析倾向的浸润.《诗人主客图》设立"广大教化"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是对于儒家美刺讽谕文学观的强调.张为所处的社会时代、思想政治环境和他的交游、文友等经历,证明《诗人主客图》中的宗派源流观念来自唐代佛教宗派林立的历史事实和佛教条分缕析的传统习惯.     

论《阳关图》与《送元二使安西》的语图矛盾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经由北宋画家李公麟之手衍生出了著名的《阳关图》。然而,阳关成图以后却与原诗有不可忽视的矛盾,此矛盾在"语—图"互文的现象上呈现为"图繁于文"的表象,在生成机制上又有主客双方多维度的根由。此外,"图繁于文"并非李伯时传写《阳关图》的唯一模式,这其中又隐藏着画家独特的匠心。     

张为《诗人主客图》的诗学理想及其意义

晚唐诗人张为在其诗选评论集《诗人主客图》中把中晚唐诗人78人分为“广大教化主”、“高古奥逸主”、“清奇雅正主”、“清奇僻苦主”、“博解宏拨主”、“瑰奇美丽主”六系和“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5等。这种评论法遭后世颇多非议,然而将其还原至当时的文化语境,透析其内容和形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本形式不仅蕴含着作者崇儒尚道的诗学理想,而且还传达出作者因政治抱负和理想不能够实现而转以参禅问道的事实。     

从赋形到历史#br# ——卢卡奇早中期美学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

总体性是贯穿卢卡奇早中期思想的核心概念,具有克服资本主义物化的意义。卢卡奇在主客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对总体性的思考。在早期,他接受了新康德主义主客二分的范式,只能以主观的赋形创造总体性。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凭借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客体地位,将总体性揭示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现实,由此为他中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奠定了基础,现实主义必须反映现实的总体性,揭示历史的真正结构和真实动力。但卢卡奇未能超出主体优先逻辑,这使他的总体性与现实主义理论遭到质疑。     

诗人张为及其作品

分析指出,晚唐诗人张为在其年代的特殊,不仅表现在其身世的模糊、诗文的散佚及晚年为访道而归隐的不知所处,还表现在诗人以一篇《诗人主客图》而扬名后世,成就了其在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地位。而主客图的批评范式在唐代诗学论坛发展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作用,也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主客图》“瑰奇美丽主”武元衡家世考

武元衡在张为的《主客图》中被列为＂瑰奇美丽主＂。关于他的家世,史料文献多有记载。武元衡曾祖为武载德,是则天皇后的从侄;其祖父武平一,《新唐书》有传记;其父武就,名声不显;其妻为薛氏;武元衡有子一人,名武翊黄;有女二人,一嫁段文昌,一嫁孙简;有同父异母兄一人,名武谭;有从父弟一人,名武儒衡,两《唐书》有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启蒙

1897年,孙中山先生赠日本友人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摘录本《原君原臣》小册子,孙中山在以杞忧公子之名发表的《序》里指出:人民设立君臣都要"为民役;"黄宗羲这一"超越千古"的"高瞻远识",可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表示对自己当时的民主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孙中山将黄宗羲的君民之间主客关系,发展为主仆关系,此后他一再强调国家官吏都是人民"公仆",这成为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写于西方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之前,说明民主思想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它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借鉴作用。     

论《埃涅阿斯纪》中的主客之谊

对于主客之谊的关注,是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为了更深入地读懂维吉尔史诗叙事的基本模式和特点,通过对《埃涅阿斯纪》中的主客之谊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并将其与《荷马史诗》等作简单比较,可以看到受到尤比特保护的主客之谊在埃涅阿斯流亡途中,发挥了重要功能。特洛亚覆灭以后,失去家园的埃涅阿斯以客人的身份受到作为主人的当地人款待、驱逐或攻击。最终通过战争,埃涅阿斯的身份在拉丁姆实现了由客人到主人的变化。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马戴登入《诗人主客图》清雅派“升堂”之门初探

晚唐国运衰颓,环境清冷。马戴在晚唐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能反映当时感伤悲怆的诗风,亦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将他列为"升堂"弟子即是很好的证明。从其诗歌创作以及与此派门人的"交往"看,马戴登清雅派"升堂"之门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山水田园诗作内容简净朴实;第二,五言律诗呈现清幽淡雅的特色;第三,马戴与清雅派弟子姚合、贾岛二人颇有交谊。本文以马戴为研究对象,结合马戴所处时代背景,探讨其登清奇雅正派之"升堂"的各种因素。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     

重读王维 --从《竹里馆》说开去

本文通过对王维种种"历史问题"的解剖,试图对王维其人其诗有一个更贴切和公允的评价.文章以人类共同的人性人情去贴近千载而上的古人,揭示了王维作品中隐含的丰富而又多彩的情感内容,认为被人们目为"诗佛"、"隐士"的王维,其实终其一生都是深于情的一代"情种",而王维诗歌之所以能在李杜之外名列盛唐诗人之首,其原因正在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挚的情感内涵.     

魏野并非晚唐体诗人——以七律创作为主看魏野诗风

魏野从方回划分宋初"三体"之时便被认为是晚唐体诗人,但其诗作的内容及创作手法皆体现出鲜明的白体特征。以七律为例,就内容而言,多为送行交游及朋友间寄赠唱和之作,且偏重于叙事、言志、写意,类白体七律;就创作手法而言,语言大多明白晓畅,出语自然,不事雕琢,且言意好尽,不太讲含蓄,发挥了白体善于铺叙的功能,有明显"以文为诗"的倾向。这是魏野七律最突出的特征。其五律等诗体亦大多如此。因此,就诗风而言,魏野更倾向于白体诗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晚唐体诗人。     

乞灵白少傅 佳句倘能新——试论元好问对白居易的接受

金源著名诗人元好问对中唐诗人白居易颇为推崇。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元好问在思想上和文学上受到白居易的一定影响。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这种接受，既是元好问的个人喜好所致，也是白居易在唐末至宋金时期较普遍地受到文人推崇的反映。元好问与白居易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

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对其修史,前人一向评价不高,认为虚美隐恶、曲事删改,违背了史学家直书实录的职业道德,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质疑,企图为许敬宗洗刷、开脱.本文则认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来看,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