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加明显。如何改善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是目前政府或企业等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华东地区三省(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八个县(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满意度的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阶段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各项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家庭人口和家庭年收入)等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且各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公众参与的视角

政策实施中缺少公众参与通常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不足,政策目标不易达成而产生“空传”现象,由此,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何以形成、如何经由公众参与消解政策空传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公众参与视角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理论模型,分析发现由环境因素、实施条件、主体认知、主体行为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四要素”是导致政策空传的主要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和实施条件是外部原因,主体认知是内部原因,而主体行为是衡量政策空传与否的关键变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通常表现为非持续性、供需错位和形式主义。其消解机制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在完成核心任务过程中所达成的意外后果。     

基于谋生伦理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进行了解。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总体较差:工作条件差、生活负担重、社会交往封闭,仍旧是以谋生作为中心任务;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但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由此提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需要从农民工本身的生存状况与特点出发,应从完善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加强经费投入,做好培训工作;做好调查研究,完善需求表达机制;加强引导宣传,提升农民工参与意识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现实问题分析——基于青岛市和全国的调查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已日渐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融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青岛市的调查数据与全国的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中存在：经济生活上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工作环境不容乐观,社会福利难以保障;社会生活上生活方式趋向城市,社会交往遭遇排斥,身份认同陷入困境;婚姻感情上婚姻恋爱问题重重,留守子女后顾之忧,子女教育亟待解决。     

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转型与重构——基于武汉市农民工及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的调查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组织运行有2种模式,一是"组织农民工";二是"农民工组织"。当前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即"组织农民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有效"的外部性整合,但也存在诸多弊端。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访谈及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为例,剖析通过组织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总结了"工友之家"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中5个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组织找回农民工的归属感,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通过组织提供参与平台,提高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积极性;通过组织整合农民工群体内部资源,扩大农民工群体的对外影响力;通过组织联系文化部门、企业、社区及农民工;通过组织填补农民工公共文化供给的错位和缺失。认为"农民工组织"模式是一种内生动力型长效机制,提出了"组织农民工"模式向"农民工组织"模式转型的必然性和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加强对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研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必将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在多元文化、经济收入、社会制度、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文化、娱乐文化、科技服务、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有效的满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主体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     

文化政策与公共文化服务建构——以博物馆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形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日益受到重视,但依然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与需求脱节,供给内容多元化、丰富性不足等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强。本文以博物馆为例,探讨文化政策的赋权性、交互性、均衡性、综合性导向,并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整合新的发展模式,探索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培养

随着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加强对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一方面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其精神文化缺失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了相应建议: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企业主动关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关注农村基层,营造农村精神文化新风。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调查研究

基于2010年8月在厦门市对近千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现状。研究发现：（1）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较强,其中,生产方式的适应性最强,紧接着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心理归属,而对语言的适应性相对较差;（2）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文化适应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性别、学历、是否是独生子女、是否有务农经验、外出打工时间、每天工作时间、每年工作时间、月消费水平和对工作满意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3）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惰距的特征,进而导致了市民化路径和村民化路径两种不同的文化适应路径,选择市民化路径、消减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惰距,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保障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工作,建设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家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途径。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基本的文化设备和文化活动场所,生活较封闭,文化活动范围较小,业余生活单调枯燥,文化活动内容比较单一,文化消费水平较低,开展户外文化活动的时间较少,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不高。为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常住地政府应该成为责任主体,城市社区成为主要平台,用工企业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各级政府部门、用工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注重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工作保障。     

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北京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融入逐渐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利用北京市"城中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首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贫乏、满意度不高。闲暇时间少、收入低、社交网络窄是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加强宣传,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经常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等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管理迫在眉睫。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假设:职业是农民工生涯中工作的延续;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主体双重化;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的利益一元化。受内外双重因素影响,可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划分为职业成长阶段、职业探索阶段、职业建设阶段、职业退出阶段。     

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矛盾透析

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元素,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与我国城镇化的顺利实现。因此,分析把握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观矛盾现状与成因,从而引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主导的价值观,从制度、组织、文化等层面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寻求一条融入现代化的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实证分析

利用全国10余个省份调查数据,应用多元Logistic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婚姻状况、风险偏好、兄弟姐妹数量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有负向作用;文化程度、是否是技工则对其有正向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动态演进

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具有基础性能力支撑作用。研究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为主线,进行职业能力动态演进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职业能力演进特征显著,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的作用呈下降趋势,方法能力的作用呈上升趋势,网络能力的作用呈相对稳定趋势。从策略上看,应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系统性开发;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重点性突破;设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别化开发方案。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特征分析

＂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打工族的主体,其大都受过高中甚至高等教育熏陶,对职业和工作有着较长远的理想和抱负,＂打工＂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赚钱＂,而是渴望积极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实际就业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就业稳定性差、权利意识增强及强烈的＂市民待遇＂等一系列特征,乃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最大差别,因此客观地对这一就业群体的进行分析研究,则会对改进企业的用工管理模式和促进政府社会就业保障措施改革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     

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因子的实证研究

从媒介认知、媒介使用、媒介评判以及媒介参与四个因子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现状,旨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运用媒介的效能,从而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全面融合。采用抽样调查问卷、电话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从媒介素养的四个非线性因子研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状况,并且提出西安市政府、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企业、舆论媒体等各个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协同,共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水平。     

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以农民工保护政策执行为例

文章从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分析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执行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制度结构决定了农民工保护仍然是以基层政府治理为主导的,但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受到了削弱,以局部效率作为制度逻辑的地方治理面临着转型的困扰.国家与农民工之间的隐含联盟这一政治过程正在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地方治理结构中,并逐渐削弱着已有的制度逻辑.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维权意识问题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在城市权利诉求上较老一代农民工有了较深刻、更突出的变化。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发展特点,探究制约他们维权意识提升的症结,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和路径。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使用CFPS2010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地区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降低的幅度也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此造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上的剥夺发生率较高,且两者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具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者分解为不同子群体,发现城镇不同户籍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最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