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佬人论略(上)

在我国汉族南方诸族群中的“福佬人”,其“福佬”的名称系由历史上的“福建夷獠”转化而来。六朝永嘉之乱、侯景丧乱,使大批中原难民辗转流入福建和广东东北部地区,开了蛮汉交流的先河;唐初闽南粤东地区发生的“陈元光平蛮”,促进了福佬先民的酝酿;隋唐时期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出现,及由泉州土著与中原江淮移民两种语言融汇而成的泉州方言的基本形成,则意识着福佬族群已基本孕育成熟。     

社会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都市族群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并对我国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指出我国都市族群研究至少包括三个领域:(一)海(境)外华人在中国都市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二)少数民族融入大都市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三)新移民进入都市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研究。都市族群研究内容包括认同建构研究、文化表述研究、大都市人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研究。在研究中应注意族群内心情感问题、族群形成过程问题、认同的理性选择问题和历史记忆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问题。     

“僚”名的读音与弃用

“僚”是壮族及其先民骆人、僚人、僮人三个发展时期中承先启后的族称 ,也是中国西南岭南以及东南亚侗台语民族的泛称。“僚”作为族称为什么不读“辽” ,而读为“佬” ,文章认为这是受古越语高频词“咱们”的影响 ,“咱们”一词的壮语读音为“佬”。在某些情况下 ,生活高频词会成为族群的他称。“僚”名的“泛称”和“音变”的局限性是其被弃用和替代的重要原因之一。僚”名能留到今天的印记就是“佬”。     

选举民主与族群冲突:断裂型多族群国家的民主化困局

断裂型多族群国家在自上而下推行选举民主后,形成了事实上的族群性政党竞争制,这种制度不但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和国家整合,反而放大了族裔差异的政治化程度,加剧了族群冲突。本文分析了断裂型多族群国家民主化转型加剧族群冲突与族群暴力的制度原因和基本机制。在这些国家,只有政治精英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推进国家构建和社会整合,使国家的社会形态从断裂型多族群社会转变到中度分化型社会,并朝低度多样性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断裂的族群结构形态,才具有实行民主的社会条件。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华人文化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人口2200万,由26个族群组成。在众多的族群中,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群为主,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多民族的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融,使马来西亚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景象。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及其当代启示

二百多年来,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构成从族群隔离状态一直向着族群混居的方向变迁.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政策下,乌鲁木齐最终形成了民族混居的居住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商品房制度的发展,流动人口形成了散居型和聚居型模式,给乌鲁木齐社会空间格局带来新的变化.     

壮族与客家族群互动中的语言关系

在壮族与客家族群互动中,由于语言竞争、互补和同盟,形成了双语制、语言转用、语言成分借用的语言关系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族群关系的变化,两个族群的语言关系将出现竞争减弱、互补变化、同盟延续的特点,并最终走向和谐共生。     

巴西:族群天堂的陷阱

巴西的族群,是印第安人原住民、葡萄牙人、非洲黑人三者混融的结果,加之其后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及亚洲移民的到来,使巴西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文化交融互生的移民国家。论文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来分析巴西族群关系,力图与被冠以"族群天堂"、"族群熔炉"等的巴西族群关系形态形成对话,不管是历史的巴西还是现实的巴西,种族问题都成为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种族的等级结构从殖民时代的奴隶制传统开始,加之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渊源的白化政策加以固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巴西的族群关系为参照,回到中国的民族关系,以此来回应"第二代民族政策"、族群关系认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认知问题。     

区域网络、族群关系与交往规范——基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田野经验的讨论

以来自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地区的田野经验为基础,分析区域中多族群往来中所形成的交往规范,进而分析不同群体在区域"流动的地方性"中所形成弹性、灵活的族群关系、生存心态与实践策略,以期重绘理解区域社会体系复杂关联的动态图景。     

论东南亚的华族

东南亚的华人族群是 2 0世纪 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东南亚当地族群之一 ,是东南亚各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族的前身是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东南亚华侨社会。从华侨社会到华人族群 ,东南亚华人经历了从侨民社会到落地生根族群的蜕变过程 ,其根本标志是从全面认同于中国到全面认同于当地社会。东南亚华族并非统一的族群 ,而是对分散于东南亚各国的华族的统称。东南亚各国华族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各不相同 ,其华族意识和凝聚力的强弱程度也大相径庭。总体而言 ,东南亚华族的发展趋势是逐渐与当地主体族群融合 ,塑造共同的国家民族。     

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

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就相当关注台湾地方事务,台湾一词在正史典籍中的浮现也始于明代。人类学和民族学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林惠祥先生于1929年亲赴台湾进行考察,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此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开辟荆榛之作。台湾原住民的族源和历史是林惠祥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至今依旧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和思考。     

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 ——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元明土司制度的建立,事实上使得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开始由中央王朝掌控,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只有依赖于帝国权力才能维持和参与地方权力的竞争。在这一情形下,中央王朝的宇宙观与象征体系被全面引入该地区,既成为土司维持现有权力的工具,也为土司可能的扩张铺平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似乎也尝试利用新的宗教象征体系将其家族权力与地方社会扣连在一起,但这一结果也最多只能是杜绝其他土司对其领土的觊觎,反而更加强了帝国对广西土司地区的支配。     

北宋后期吐蕃内附族帐考

北宋后期,在政府大力招抚的民族政策影响下,河湟陇右地区诸多吐蕃部族相继内附而变为熟户,纳入北宋王朝统治之下。还有一部分吐蕃部落族帐受抚绥优待政策之感化,自愿归顺北宋,接受其统治。吐蕃部落族帐的内附,促进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

贡赐制度是明王朝统治河洮岷和西北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在明前期为加快藏区归附中央王朝、尽快统一全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成化年间,“寺僧诡名冒贡”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明王朝历经百年治理河洮岷及西北藏区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代“葆部”的社会治安功能考论

"葆部"是汉朝"葆塞蛮夷"聚居和活动区域.是分布在汉代边疆地区类似民族自治区域.由于"葆部"处于汉朝缘边地带,所以其不可避免被汉朝政府纳入边疆之军政管理系统."葆部"不见于传世之典籍,然现于汉之简牍.关于边疆地区问题虽多有研究,但"葆部"目前尚无人提出,尤其"葆部"的社会治安职能更无专论.本文对"葆部"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之考论不过是边疆地区诸多问题的补充研究,而旨在于汉代边疆社会治安的丰富与发展.     

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

本文以亦剌思、阿都儿火者等人为例,探讨明朝对入附的撒马儿罕回回的安置及这些入附人员在明政府中的作用。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人有十多批,明廷多将他们安置在南京、北京、甘州等地。这些入附的回回人大体上享有与故元归附人员同等的待遇。他们与西域其他各地入附的回回人一道成为明代回回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回族向东南亚的迁徙

约从明末清初开始,由于战争、起义及逃避政治改革等诸多原因,云南回族穆斯林曾先后多次由开辟已久的西南丝路通道迁入缅甸、泰国北部等地,并进而形成两个定居境外的回族穆斯林派生族群———"潘塞人"和"秦和人"穆斯林。本文运用历史学、宗教人类学、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潘塞人"、"秦和人"的迁徙历史、社会结构、人口分布等方面的综合考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云南回族迁徙东南亚的历史脉络,为回族学跨境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参考。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从最新考古学成就看鲜卑族的渊流与发展

本文利用最新的考古学材料把鲜卑族先世的历史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12000-10000年前,以后又经过新石器时代(8000-4000年),青铜时代(4000-2000年),到了汉代鲜卑族,并发展为隋唐的室韦、蒙古、明清的锡伯族。     

明代广州的"达官兵"

明朝曾有大量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内附,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穆斯林民族.明朝以优惠条件接纳内附者,将他们安置到全国各地,并将其中一部分编为世袭军户,称"达官兵".景泰、成化间,曾将一部分"达官兵"迁入广州,久之,这些移民成了世居广州的居民,成为广州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