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生效合同辨析

未生效合同是合同效力缓和的重要制度，但中国合同法上未生效合同的性质、范围、责任性质和形式等均未明确，理论和实践中的认识也存在分歧。未生效合同的范围应当包括所附生效期限未届至的合同和所附生效条件未满足的合同。未生效是合同的阶段性描述而不是独立的效力形态，合同的最终效力仍应得到确认。合同未生效的责任是缔约过失责任。在附选择行为条件生效合同的效力责任形式中应引入相反推定，允许相对人选择合同效力。在附义务行为条件生效合同的效力责任中应引入强制履行、代替履行。     

机票销售代理合同纠纷类型及其司法认定

在机票销售代理诉讼实践中,常见的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主要涉及合同关系、合同性质、合同效力和退改签费用等争议类型,不同纠纷的司法认定不同。合同传真件不能单独证明机票销售代理合同关系的成立,没有双方签字盖章的代理协议书,可根据双方行为、合同履行情况或其他证据确认机票销售代理关系的存在。机票销售代理合同在性质上应是一种服务合同而非买卖合同,销售代理资质被注销应导致代理合同无效而非合同解除,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机票销售代理合同不能被认定为无效。退改签费用征收比例的规定对机票销售代理人同样有拘束力,超额收取退票费构成违约,应予以退回。     

再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从当事人的角度考察

学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有效力待定说、无效说、有效说等诸多学说。作为通说的效力待定说认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是一种介于有效和无效之间的模糊状态,这种认识违反了法律的确定性原则。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有争议的原因较多,其中就有切入角度的不同。笔者更倾向于从合同当事人的角度来考察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从无权处分合同当事人角度并区分无权处分合同最终结局的不同情形进行分析,无权处分合同实属有效合同。基于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衡量,无权处分合同也宜认定为有效合同     

论隐名投资合同的效力要件

隐名投资合同效力的认定,不仅关系到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利益,也关系到隐名投资所涉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隐名投资股权受让人等合同外第三人的利益,甚至影响到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维护、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隐名投资合同进行效力认定,应对隐名投资合同当事人主体、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形式三方面的效力要件进行全面考量。     

涉外保证合同法律适用的实证分析研究

涉外保证合同在商事交易中的运用日益广泛，涉外保证主要表现为对外保证。涉外保证合同具有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纠 纷解决机制的多样性、我国外汇管制强制性等特点，这使得研究涉外保证合同具有必要性。但是由于我国涉外保证定义的不 明确和涉外保证法律适用规范缺乏统一标准，实践中的涉外保证合同效力纠纷解决途径各不一致。为了减少涉外保证合同纠 纷的同案不同判，有必要完善现行涉外保证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确认个人对外担保的合法性，统一涉外保证纠纷的解决机 制，促进涉外保证的和谐发展。     

涉外保证合同法律适用的实证分析研究

涉外保证合同在商事交易中的运用日益广泛，涉外保证主要表现为对外保证。涉外保证合同具有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纠 纷解决机制的多样性、我国外汇管制强制性等特点，这使得研究涉外保证合同具有必要性。但是由于我国涉外保证定义的不 明确和涉外保证法律适用规范缺乏统一标准，实践中的涉外保证合同效力纠纷解决途径各不一致。为了减少涉外保证合同纠 纷的同案不同判，有必要完善现行涉外保证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确认个人对外担保的合法性，统一涉外保证纠纷的解决机 制，促进涉外保证的和谐发展。     

合同相对性突破与第三人利益合同

传统大陆法系合同法上的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债权债务关系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然而，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在实践和法律修正中不断被突破、修正。其中，第三人利益合同即是合同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效力，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一种情形。我国法律中存在着大量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但是却缺乏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一般性规范。因此，需要对此作深入研究以完善立法。     

浅析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合同第三人

合同第三人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是合同效力扩张的结果.本文从新的角度探讨合同效力扩张的动力,并为合同第三人界定概念及进行分类.     

论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效力是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立法的角度对合同的效力做了一般性的探讨,对与合同的效力相关的概念进行了比较,阐明了合同的批准、登记对合同中效力所产生的影响.     

论新合同法中合同的效力

在严格意义上,合同的效力只是指因“依法成立的合同”而直接产生的效力。无效合同和可撤销的合同也产生一定的效力,但不是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产生的,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严格来说并不是“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效力不仅仅限于其对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性;还应当具有对外的“对抗力”性,即合同不容外人侵犯,尤其是来自法院及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当干预。新合同法对合同效力的规定,加强了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提高了合同的对抗力,扩大了合同的效力范围,完善了合同的效力体系,与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相比,弥补了它们各自的不足,确为一大进步。但是在提高合同效力属性的层次和进一步明确合同的对抗力属性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      

高管双重“农村烙印”如何影响了企业债务融资？

基于烙印理论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高管的农村经历对企业财务杠杆、债务期限结构以及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经历会给高管带来双重烙印,即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具体表现为:（1）农村经历会通过降低高管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程度来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和长期负债水平;（2）农村经历会通过提升高管所在公司的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来降低债务成本;（3）高管农村经历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应在融资难的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论无资格无船承运人海运合同的法律效力

合同自由原则和合同有利于有效原则,无疑是贯穿私法领域的重要法律精神,对合同的尊重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法律对私权利的干预必须慎重。以一个案例作为基础,引出并论证了不具有无船承运人资格的主体所签海运合同的效力问题。     

违约时间对债权回收率的影响及其原因

法院的努力对于回收金融机构债权的效果虽然很重要,但是法院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效果受进入法院的案件性质的制约。通过对某法院大约1000个审判和执行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金融合同违约时间长的案件,即便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债权回收的效果也不好。进一步发现,违约时间一年以下和一年以上的金融合同法院的回收效果差异很大。法院对于前者的回收效果较好,且强制措施有效果;法院对于后者的回收效果更不好,且强制措施没有效果或效果不明显。本文认为,两类合同在回收效果上出现的差异是由于债权人对不同违约时间的金融合同的分类处理造成的。违约时间一年以上的金融合同通常在进入法院之前已经被债权人定性为有问题的合同,因此,法院的努力和强制执行这类金融合同的效果要大打折扣。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探究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颇多,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无效说,二是有效说,三是区别对待说。这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了论述,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及不足。文章指出,准确认定借贷合同的效力应根据行为人的借款目的区别对待：以正常生产经营为目的的涉案借贷合同应有效;以放贷为目的的涉案借贷合同应无效。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律问题探究

《劳动合同法》为了解决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了规定。本研究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概念和价值出发,论述消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两个误解,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非不能解除的“终身制”合同、劳动者工作满10年并非必须与用人单位协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法律风险防范方面给企业和劳动者双方提出建议,倡导用人单位和企业诚信交易,企业应依据法定程序制定完善员工考评制度,劳动者要学会运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权利,企业应增强证据意识。     

试论优于要素契约的商品契约

以商品契约替代要素契约,或企业的非一体化现象,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与企业替代市场相反的现象。选择可测度的交易对象、实现测度手段或保证质量的技术进步,以及设计有效的契约或选择恰当的交易环节,是使得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的条件。代替要素契约的商品契约是企业间寓指挥和服从于商品交易的特殊契约——超市场契约。     

日耳曼法上的要物合同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日耳曼法上的某些合同被冠以要物合同的名号。除了法律结构上的一致性,此种要物合同与罗马法上的要物合同有很大不同。此种合同类型所传递出的讯息有二: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在探讨要物合同的存废问题时须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要物合同;从非本体论的视角看,在探讨要物合同的存废问题时须考察要物合同是否还有其生存基础。     

商务合同翻译中汉英转换的语域视角

以语域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商务合同语域独特性,汉英商务合同的语言共性与个性,以及汉英读者对合同文本的接受性,阐释了商务合同语域汉英转换的语言特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了在商务合同翻译中如何容载文化信息的意义转换,凸显合同的规范性,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以及提高读者的文化敏感性。     

论行政契约的生效要件

于行政主体而言,行政契约既是契约,也是行政行为。为此,行政契约的生效,高于私法契约生效要件之要求,不仅应具备行政主体符合缔约权限、相对人具有行政契约所需之缔约能力、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契约形式书面化等一般要件,还需符合参与保留、第三人同意等特殊要求。     

论传达错误

随着交易的发展和通信工具的改进,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传达者来传达信息。但传达者的传达往往会出现错误,而我国合同法又只规定了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的责任,却没有规定传达者的责任,这无疑是一个立法上的疏漏。因此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完善我国的合同立法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