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天问》的几个问题

历来学者公认《天问》难解,已有诸说颇多歧义。本文作者审合各家之言,详考史料,细究真伪,揆情度理,对《天问》的写作时间、创作意图、作品中的问王与自问等问题,作了一些新的论证。文章还就《天问》中几组疑难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屈原《天问》四题

本文首先论述了《天问》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屈原的理想情操，进而从总体上阐释了《天问》这首千古奇诗的思想内容。作者意在说明，《天问》反映了屈原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表现了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站在时代前列的勇气，并提出了“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的反“天命”的理性认识。     

破解屈原《天问》疑团的新探索

屈原的《天问》是一首异常奇特的古诗,诗中有许多疑团至今未能解开。在分析古今学者研究《天问》的历史和现状之基础上,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来研究《天问》,通过辨析《天问》特异性,弄清屈原作《天问》的真实意图,重新诠释《天问》题义和主题思想,破解《天问》中的一些千古疑团。     

董说"问天"与屈原"天问"

生于战国中后期的大诗人屈原,曾作过一首奇诗<天问>.诗中作者向天提出了近170个问题.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小说家董说,通过小说<西游补>,借孙行者心中的暗想,向天提出了16个问题.相距1900多年的两位作家为何都要"问天",他们"问天"的含义是什么?"问天"之后各自的人生归宿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进行了分析探讨.     

《天问》主题新论——兼说屈原精神痛苦的原因

神话传说所叙述的内容曾经被一定群体的人们当做历史真实来看待.这些内容曾经是大众知识(有时甚至可以称为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在<天问>中对神话传说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是为了证明大众知识的虚妄,并维护屈原唯我独醒的自我评价.屈原成功地否定了大众知识,但他并没有建立起自我认可的知识体系,破而未立,有为无守,这是他精神痛苦的根本原因.     

《天问》“石林”“虬龙”章句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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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放逐”问题证辩

屈原放逐问题的研究,是屈原生平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由于司马迁《史记》先后涉及到“疏”、“绌”、“放流”、“迁”、“放”等,学术界对此颇多异辞。近现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王逸、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的基础上,作局部的调整或发挥,他们共同的前提是:屈原在郢都任职、遭谗、被疏;在汉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被流放江南。屈原放逐问题研究,在方法论上最大的误区是循环论证。鉴于条件,目前可以适当模糊一些、概括一些。     

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评“屈原传说”论

屈原是我国战国后期的伟大爱国诗人,这是历史事实,是举世公认的。但是,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中,却有少数几个认为屈原仅仅是一个传说人物。他们把《楚辞》中屈原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送给秦始皇博士,或者送给淮南王刘安,或者送给尚不知道乃至永远无法知道的“多数人”。近二、三十年,这种“屈原传说”论似乎又在日本学术界露头了。例如,日本广岛大学玲木修次教授在一九六八年为他主     

屈原“美人”“美政”試論

<正> 研究《楚辞》者,向耒多解“美人”,少说“美政”。就是对于“美人”也解说纷歧,不能一致。至于专论“美人”“美政”者,到今天还没见到。是由于“美政”不重要吗?显然又不是。何其芳同志早就说过:“要研究屈原的思想,首先应了解他心目中的“美政”。这话道出了关键问题。如能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美政”是屈原和他的作品的主要问题。今特并提出来,发表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读者。     

《天问》“伯禹愎鮌”新解

“伯禹愎鮌”之句,历代注家多不得其解,难解之处,在不知“愎”为何义。王逸注为:“言鮌愚很愎而生禹”。众皆非之,因其以“愎”解“愎”,捍格难通。至南宋洪兴祖补注引一本作“腹”,后世朱熹、蒋骥等注家多采之,认为“腹犹怀抱也”。然于义良有未安,故闻一多认为“伯禹腹鮌”之“腹”实借为“孚”,而“孚”又与“孵”同,故“腹”有“生”义,闻氏又认为“禹”、“鮌”应易位,成“伯鮌腹禹”即“伯鮌生禹”。此论虽详且备,然只可为闻氏自造之“伯鮌腹禹”解,未可为《天问》“伯禹愎鮌”解,且此种颠倒文句以训释之方法多不足取。周秉钧先生认为,“今按愎与复古音同,义得相通。”“复”有“重复”之义,故“伯禹复鮌“意为”伯禹继承鮌之职事。”此亦可以备一说。     

闻一多“屈原三论!”

闻一多研究楚辞,因其特殊的专业背景、人生经历、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往往得出一般传统学者讥讽的可怪之论,如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屈原是‘文学弄臣’,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然而,正是楚辞研究,最能彰显闻一多的学术个性。     

屈原非“巫楚文化杰出代表”

班固《汉书·地理志》:“(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吕氏春秋·侈乐》:“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汉书·郊祀志下》:“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今之学人中有几位大约依据上举诸条,再见屈诗中又有那许多神话传说或神鬼之事,便以为楚国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试论屈原《天问》对三峡土家族"盘歌"的影响

屈原在其<天问>中,以气吞山河的气慨和空前绝后的天才智慧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也开创了"问难"的诗歌体式.三峡土家族"一问一答"的"盘歌"在内容、形式方面与屈原<天问>有诸多相同之处.考虑到屈原诗歌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可以认为这种相同不是巧合,而是<天问>对"盘歌"的影响所致.     

屈原“九死未悔”的革新精神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是战国时代末期楚国的杰出法家和大诗人,他一生为了坚持和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政治主张,同奴隶主贵族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两千多年来,屈原这种“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一直受到反动统治阶级和儒家的攻击和歪曲。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中,一反千百年来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充分肯定了屈原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倾向,赞扬他具有“九死未悔”的反潮流斗争精神,高度评价他的诗歌作品,给了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今天,学习鲁迅对屈原的正确评价,对于我们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屈原“发愤抒情”论略

“发愤以抒情”是屈原提出的进步的诗论主张，也是其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本文从其狂放之诗作入手，论述了其“怨刺怼言”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以爱国思想为基础的激情创作对先秦文学的发展     

屈原故居“终古”与“州土”

屈原故居“终古”与“州土”刘信芳吾友吴郁芳先生曾力主屈原故居在江陵一说，余久不以为然。因郦道元《水经注》明言屈原故里在秭归，作为一代地理学宗，郦氏虽未提出有力证据，谅亦不会是信口开河。近读《包山楚简》①，始觉江陵一说经得起有关史料的检验，谨略述如次。...     

屈原之“骚”历劫新

屈原以“虽九此其犹未悔”之精诚所终身求索者,何以总其名曰“骚”?上下两千多年,人们对于屈原之“骚”的解辩,纷其总总,烟云离合。这个文化现象表明,屈原之“骚”,本来就是光景常新的,人们的读解和心得,当然也就是历劫常新的了。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孔、孟、《庄》、《骚》固然流派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上,却都有“立象尽意”与“忘象得意”的共同性。     

关于屈原的戏曲作品

早在宋元时代,就有取材于屈原故事的戏曲作品,如南戏有无名氏《屈大夫江潭行吟》,北杂剧有睢舜臣《楚大夫屈原投江》和吴仁卿《楚大夫屈原投江》,可惜都已失传,无从查考。明清戏曲家写的屈原戏更多,如传奇有张坚(约1681——1771)《怀沙记》和胡盍朋(1826——1866)《汨罗沙》,南杂剧有郑瑜(1612?——1667?)《汨沙江》、尤侗(1618——1704)《读离骚》和周乐清(1785——1854以后)《纫兰佩》,今都存于世。还有吕天成(1577?——1614?)《双栖记》,涂应乾(明末)《汨罗记》,袁于今(1592——1670)《汨罗记》、顾彩(1647?——1709)《楚辞谱》和无名氏《正则成仙》,大都失传。总之,从宋元到清明,出现了不少屈原戏。至于嵇永仁《续离骚》和吴藻《饮酒读骚图》两种杂剧,都不是直接写屈原的,而是比拟《离骚》,或者借读《离骚》,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屈原及其诗篇,对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