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国家反垄断法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研究垄断与经济法的关系,考察和比较两类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立法的差异,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应以“结构主义”方式为主,规制行政性垄断,以“行为主义”方式为辅,规制市场垄断行为,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模式

对垄断的控制模式有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两种 ,但行为主义的垄断控制模式已成为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主流和发展趋势。在 2 1世纪 ,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国未来制定的反垄断法应选择行为主义的垄断控制模式。     

加入WTO与中国反垄断立法

中国加入WTO之后，需要尽快制定反垄断法以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我国所制定的反垄断法，应当将知识产权的滥用作为重要的规制对象；采取以行为主义为主、结构主义为辅的立法模式；吸取“影响原则”；反垄断法与其它法律发生冲突时，应当考虑反垄断法优先适用。     

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兼评《反垄断法》第19条

为规制以纵向垄断协议形式掩盖横向垄断协议实质的违法行为，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首次规定了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将其与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并列，但法律尚未明确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另外实践中存在横向意思联络的证明标准不明确、算法技术增强横向意思联络的证明难度、算法合谋的识别标准难以廓清等难题。结合各国反垄断立法、理论与实践，对比分析我国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两要件认定标准、美国限缩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三要件认定标准和欧盟宽泛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A-B-C信息传递型反竞争模型标准，借鉴域外司法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并将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阶段分为合谋信息发出时和合谋信息收到且知悉时两个阶段，用更细化的标准分阶段解决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认定困难的问题，充分保护公平竞争。     

欧盟企业合并控制法实体标准的演进

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欧盟企业合并控制法先后实行了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效果主义三个实体标准。从实体标准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该法演进的三个规律:从推动一体化到顺应全球化的转变,从政治考量到技术考量的转变,以及保持与产业政策的一致性。这种演进的规律对我国制定企业合并控制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向合并的反垄断法规制问题研究

在分析现今中国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和经济垄断三种垄断行为与纵向合并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我国反垄断法对纵向合并进行规制的必要性问题.并提出国有企业进行的纵向合并和产业链上的垄断是我国纵向合并反垄断规制的首要问题.确定我国对纵向合并所持立场是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互动中完成的,现阶段我国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竞争阶段,应确认竞争政策优先的调整原则.最后,在文中所述的分析框架和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包括申报标准、启动程序等问题在内的我国反垄断法调整纵向合并的基本框架.     

中德电力垄断规制模式比较

文章首先通过分析1998年以来德国的三次电力市场改革风潮,证明电力垄断规制中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的组合是适应电力市场化发展阶段而变化的。进而通过比较得出,中德电力体制在国家责任、竞争程度与垄断性质方面的差异性以及在结构性垄断与垄断规制必要性等方面的共同性,提出我国现阶段的规制模式应该是以电力垄断企业监管为主,重点为竞争打开突破口。最后,结合德国电力市场自由化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强化我国电力监管的具体建议。     

论国企价格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路径

国企价格垄断不仅损害了市场自由公平竞争，也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更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以可竞争市场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和反垄断法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为反垄断法规制该类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与可行性。我国国企价格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路径应重点从确定规制的基本原则、确立规制的具体类型及方法这两方面进行建构。     

论我国垄断协议法律规制制度的重构

由于对“垄断”“垄断协议竞争效果”的理论认识与法律规定不全面统一,以及在垄断协议的立法与执法过程中,对欧美相关规制制度的移植与借鉴形成了体系性冲突,以致于我国对垄断协议的规制存在“协同行为界定不清”“‘排除限制竞争’与‘豁免’证明规则及标准不明”等问题,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对垄断协议的科学有效规制。因此,我国可围绕“垄断协议的认定”“垄断协议正反竞争效果的比较权衡”两大方面来重构其具体规制制度与标准。     

政务处分法规制我国行政垄断的适用性

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行为属于行政垄断,它严重地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强调要加强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意在从法律层面上予以根除。但该法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暴露出对行政垄断责任追究的执法权限配置不科学等问题,同时,学界针对完善行政垄断规制制度的研究与建议,又大多自限在反垄断法法域中,讨论热烈却没能解决问题。有鉴于此,为突破我国行政垄断规制建设的局限,完善其不科学的配置,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适用来规制我国行政垄断的主张,分析了规制法理、规制思路、规制动力,分析了政务处分法的主体、行为、责任等具体规制制度对行政垄断的适用性,指出政务处分法承接了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行政规制思路,完成了纪律责任向法律责任的具体转变,整合党纪、监察、行政,形成合力,为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有力的法律适用基础与条件,并极具现实的生命力,从而阐明政务处分法在规制我国行政垄断方面具有特定的适用性。     

从"三农"问题的结构主义特征反思法律制度的行为主义逻辑

现行法律制度以个体行为为起点,以个体的权利义务为工具,最终以个体责任为依归,属于典型的个体行为主义范式构造。但中国的“三农”问题却具有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对法律调整有着特殊的需求。因此,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需要法律构造遵循个体行为主义与整体结构主义相结合的逻辑思路。     

行政垄断对反垄断法的要求

行政垄断是政府和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排斥、限制竞争,破坏市场竞争关系的一种违法行为,其本质是一种以经济为内容和目的的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视野。但是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不同,行政垄断对反垄断法有着特殊的要求,它必须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明确的界定其概念,不仅要求反垄断法确立行为主义的反垄断控制原则,建立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准司法机构,而且要求反垄断法确立综合性责任形式,尤其是民事赔偿责任。     

阅读文本研究综述

“文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文章从其内涵的界定入手,综述了20世纪以来语言学视角下的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与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历时性研究,并对近年来几种常见文本类型进行了引介与阐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视野展开对阅读文本研究的评述。     

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法规制

企业合并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但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控制,部分企业可能利用企业合并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中企业合并制度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企业合并的豁免制度规定的过于原则,申报标准缺乏明文规定以及执法机构设置不合理。而完善这些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完善企业合并的豁免制度,量化申报标准和确保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的独立性。     

关于行政性垄断的反垄断法律定义与具体规制

中国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应当对行政性垄断的内容予以规制。有关立法内容可以从对行政性垄断的法律定义和对相应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列举规制两个方面展开。行政性垄断的法律定义应当借鉴俄罗斯等国家的有关立法经验,以综合定义的模式,在正确区别法律定义与逻辑定义和法理定义的基础上展开。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具体列举,应当排除按主体划分行为的传统分类方法,而是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结合行为主体、形式、后果等要素,做出简洁、明确的规定。     

反垄断法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基于犯罪的构成标准,对具有严重危害的垄断行为应追究其刑事责任.适用刑事责任的垄断行为的范围的确定依据仍应以社会危害性作为标准.为了更好地预防、打击垄断犯罪,应增设"取缔企业"作为垄断犯罪的刑罚种类.     

实用与实在：新实用主义观点概述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纷争主要集中在语义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三个方面的分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在这三方面的互文概述,以及老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的互文概述,表明与实在论所依据的基础主义原则不同,新实用主义秉持着与反实在论相似的背景主义原则;与老实用主义所凭依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原则相佐,新实用主义则作为分析哲学的继续和变异,注重语言和行为主义的语义语用学原则的基础性地位。     

行政垄断与国民待遇原则的冲突及法律探析

行政垄断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极大阻碍。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 WTO后 ,它更妨碍我国入世所作出的承诺的履行 ,也直接与国民待遇原则发生冲突。在分析了行政垄断与国民待遇原则冲突表现形式的基础上 ,提出了应对的若干法律对策     

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试析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粮价政策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价格是国家垄断价格 ,其中统购价格是买方垄断价格 ,统销价格是卖方垄断价格。经济学原理说明 ,买方垄断价格总是侵害卖方 (农民 )的利益 ,而卖方垄断价格并不一定能使垄断组织 (粮食经营部门 )获利。这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粮食部门的经营积极性都不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