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成因与防范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关系到其财政运行及各项职能的实现,对地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安徽省政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发现,安徽省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仍需重点关注专项债务增速过快、政府偿债压力加大、市县级债务余额占比较高以及区域债务风险差异较大等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文章进一步对安徽省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原因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4点针对性建议:完善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提升财政自给率;多渠道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政府偿债能力;严控专项债务增量,加强专项债务管理以及硬化预算约束,健全考评机制,以期为安徽省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社区信用、债权博弈与内生性金融创新——湖南农村乡村债务化解案例

"债权界定产权"是中国农户基于社区信用而内生出来的一种制度规则,并逐步演变为化解乡村债务的主要手段。论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社区信用的产权博弈模型,认为累积在社区信用中的特定社会的制度性知识传统能够降低"产权博弈"的成本,使之成为农村社区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基于社区信用的"债权界定产权"的产权博弈,是社区信用整合社区信息的一种方式,降低了农村社区中缔结金融合约的成本,从而为农村的内生性金融提供了发展逻辑。     

当前我国乡镇债务的多层面影响论析——基于安徽省若干乡镇的调查

乡镇债务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但消极影响更大。基于对安徽省多个乡镇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从微观、中观、宏观的层面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债务的影响。认为乡镇债务影响到农民、乡镇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利益,影响到乡镇基层政府正常运转,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和新农村建设,影响到国家政策主要是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综合改革的实施。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化解乡镇债务,消减负面影响。     

少数民族村规民约推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四川省泸州市7个民族乡的田野调查

依法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村规民约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泸州市少数民族村规民约实施以后,在制度保障、治理机制、治理方法、治理主体上产生积极效果。此外,“应付”执行、司法审核把关不严、与法律法规抵触、监督和激励机制欠缺等因素也降低了泸州市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因此,进一步充实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严格把关司法审核程序,强调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健全完善监督激励机制对推动泸州市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评价体系研究——基于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案例研究

投融资平台作为民族地区政府最大的债务举借主体,其不断攀升的债务规模给民族地区政府带来巨大偿债压力,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通过研究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形成的原因,利用多因素分析法、层次分析法、Z分数模型等工具构建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评价体系,并以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防范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特征、评估与对策——基于湖北省159个村的调查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和抓手。利用湖北省159个村的调查数据,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整体来看,湖北省乡村旅游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空间较大。具体来说,湖北省乡村旅游自然资源丰富多样且具有差异性;文化资源绚丽多彩、民风民俗异彩纷呈,具有丰富内涵;乡村内外通联性较好,但配套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各村能够初步利用自身资源打造特色产品,推出旅游服务;品质化发展方式多样,发展质量较差;产业融合形式多样但融合度较低;联结带动机制不健全,对各类村民的就业带动能力不足。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要以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遵循;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自然资源,促进本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善加利用乡村文化,大力挖掘乡村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乡村内外循环;深入挖掘资源潜力,凸显地域特色;实施创新驱动,探索高品质发展之路;注重融合发展,提高融合水平,创新融合形式;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完善联结机制,促进共同富裕。     

风险态度与乡村创业——基于三种风险偏好测度法的比较

乡村创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创业是一种较高风险的投资,农民的风险偏好水平是如何影响农民的创业决策呢?本文用BRET赌博性实验、DOSPERT综合报告和SOEP简单报告三种不同的方法,设计了一个客观与主观风险测度法相比较的分析框架,对中国西南地区669个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风险态度测度和分析,采用Probit模型估计了风险态度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代际差异”和“互联网使用”这两个变量对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BRET赌博实验法和综合报告法得出的高风险偏好者比例和风险偏好均值都远低于简单报告法的比例,这意味着SOEP简单自主报告法中被调查者有夸大其风险偏好的倾向;第二,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的农民,越可能选择创业,也越可能采用企业家方式创业;第三,不管是客观测度法还是主观测度法,都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都能较好地预测农民的创业行为。本文不仅验证了风险态度是预测农民创业决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风险偏好水平的测度做出了方法论上的边际贡献。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晋升竞争激励程度与债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两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为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文化的重塑——基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的调查

新乡贤文化蕴含的乡贤精神和乡土情怀具有感化、感召和凝心聚力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内驱力。文章基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8个村的新乡贤文化调查,运用聚类分析法解析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文化的新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基层党组织为主阵地、以乡贤观念文化为基础、以乡土乡愁记忆为牵引重塑农村新乡贤文化的路径对策。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机制的改革探析——以广西恭城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模式为例

只有不断完善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和积极性,才能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广大农民的实惠工程和民心工程。实践证明,探索村民自治的新模式,建立村务公开与财务公开的长效机制,壮大农民自服务组织,是今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推进乡村治理机制改革的着力点。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风险、损害及其4R应对策略——基于秦巴山区SY县的案例研究

高速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将遭受越来越多的风险冲击及损害。如何更加全面地理解乡村风险及其损害的特征,并从风险管理过程的视角理清应对乡村风险损害的策略？成为亟待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回应的研究问题。基于秦巴山区SY县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不仅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农业生产风险的挑战,也同样面临高速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风险和市场经济风险,这些风险类型的具体样态复杂多元,在风险损害单元、边界、方式和周期方面呈现多样性、模糊性、未知性和差异性特征。为应对这些复杂的风险损害的影响,基层政府可以从风险管理的缩减、预备、反应和恢复四阶段出发,加深对风险的重视和协同应对,在乡村振兴项目过程嵌入风险管理思维,加强农村和农业生产的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市场和社会主体共同开发风险应对策略。     

基层公务员公平认知与获得感探讨——基于3209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基层公务员的公平认知包括宏观公平认知与微观公平认知,宏观公平认知是指基层公务员对社会整体公平性的主观感知,微观公平认知是指基层公务员通过努力后对自身所获地位的微观评价。基层公务员的获得感是指因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满足感,可用收入感、满意度和幸福感三个指标来测量。调查发现,基层公务员的公平认知比较理性,获得感较高,且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大于物质层面的获得感。回归分析显示,基层公务员公平认知对获得感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促进程度与基层公务员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年龄、文化程度、职位、收入、工作部门有显著的相关性。要提升基层公务员的获得感,建立责任容错纠错机制、拓宽职位晋升渠道、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脆弱性、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研究——基于湖南10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及其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可能性问题研究,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中国中部10村实地调研所取得的数据库,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 LR）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以及风险承担网络对贫困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并同时检验VRP假设和RTNP假设在解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农村贫困与农村居民的脆弱性风险因素中健康风险、财产风险、环境生态风险有着显著性的关系。从风险承担网络角度来看,基于正式支持网络所带来政策效应以及基于非正式支持风险承担网络对其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也有显著的影响。     

民族地区乡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基于广西木寨村的个案分析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放松、不动摇。民族地区乡村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受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特别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交织叠加影响下,当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还存在主体弱化、环境复杂、载体不多、权威不足等短板和弱项,对此,需要从壮大主体、净化环境、创新方式、树立权威等路径来深化和拓展,以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