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限效应研究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估计了中国31个省份1999—2006年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对效率,并以此代表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效,进而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存在空间溢出和门限效应。采用普通面板回归、空间面板回归和门限面板回归这三种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所提高,即证实了空间溢出和门限效应的存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多种经济增长理论,选取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多变量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测算结果放大了交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010年以来此效应不断增强;劳动力、城市化水平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SDM模型、交互项模型和偏微分方法,探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促进本地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人工智能与环境规制在这一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1978—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时间效应、空间效应与时空交互效应的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构建双区制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在不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在短期与长期均促进了本省份的经济增长,同时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性,短期内抑制了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长期内促进了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且省份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省份内的影响效应;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处于低区制与高区制两种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与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地区相比,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强。     

金融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东北三省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金融潜能正通过一系列经济发展效应影响着城市化经济的发展质量。提升金融潜能的质量和增强优秀金融潜能的空间溢出能力,能够扩大金融经济发展正效能的辐射范围,助推城市和区域经济连动式发展。定义金融潜能并将其分为金融集中趋势潜能、金融规模潜能、金融外向潜能和金融流强度潜能,通过构建金融潜能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模型,测度2004-2012年东北三省地级以上城市的上述四种潜能,并分析各种金融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情况。结果表明:四种金融潜能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但水平偏低。因此,保集聚、促规模、创区位、推辐射将是未来金融潜能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必然途径。     

城市化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集聚推动、溢出效应与空间衰减——基于西北地区的空间计量

城市化和产业发展进程中均呈现集聚经济特征,城市化发展中的要素集聚对集聚形态下的产业层次提升具有明显的推动。基于2005—2012年西北地区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要素集聚对产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同时城市化集聚对相邻城市的产业升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阈值权重矩阵进一步分析后发现,600km以内时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超出600km之后转为负向空间溢出,同时城市化发展中其他结构性因素对产业升级存在空间效应,空间效应方向和趋势由于各结构因素的特征而有所差异。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旅游产业的溢出效应及其集群化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省11个地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为自变量,以地区生产总值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对旅游产业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会对地方经济产生正的溢出效应,适合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然后分别运用城市旅游功能、区位熵、产业空间联系方法,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对山西省11个地市的旅游产业集群化程度进行了综合测度与评价,并据此提出了建议。     

中国城市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及空间溢出性

基于2004—2013年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金融危机发生时间为断点,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探究入境旅游经济增长效应的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入境旅游存在空间交互作用,表现为正向交互性,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过程并不是孤立的系统;金融危机发生后,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空间局部分析还发现,从整体上看,城市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提高;空间分布上,城市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和无显著作用的地区在空间上不断缩小,而产生促进作用的地区呈现集聚发展,并不断向邻近地区扩散。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外部性、空间效应与空间工资结构——基于中国城市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将影响城市工资结构的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变量同时引入工资方程,推导出空间杜宾模型,进而以空间杜宾模型为空间计量模型选择的起点,探索符合数据生产过程的最佳空间计量模型,并将空间外部性划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对中国城市空间工资结构影响显著。市场潜能对本区域工资水平的自我强化效应突出,并且对邻近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自我强化效应明显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技术邻近的专业化经济对区域内和邻近区域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自我强化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支持了MAR外部性;相对于直接效应,专业化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更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条件β收敛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增长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反馈效应,这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集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运用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聚不仅促进本省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对邻近省份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开放程度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机制,并推导出两个命题假设,基于我国2001-2014年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两个命题假设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不仅对本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邻近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工业化只对本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动态经济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1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使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研究了行业FDI流入引起的部门增长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不同FDI流入量对不同的部门产生的经济效应不一样.通过在产业水平上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发现经济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制造业部门产生的,尤其是低收入样本城市以及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样本城市,这种现象表现的尤为明显.与我们之前期望的相反,服务业FDI并不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在特定的城市经济中很可能导致去工业化.     

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非对称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非均衡特征;（3）在经济社会发展均衡的地区,其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发现2000-2014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群趋势以及正向空间自相关.利用2000年、2007年和2014年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资本、劳动力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要素,人力资本、政府支出、贸易开放度和交通基础设施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仍占绝对优势,而传统研究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将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业态,将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从3个维度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测算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选取201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文化产业集聚机制和溢出效应——基于2004—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综合考虑多种要素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协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四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机制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在纳入经济因素的空间权重矩阵下,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具有相似经济属性的地区文化产业存在示范效应,而地理位置上的"邻接"不能显著地促进地区间文化产业聚集与发展;各影响因素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也不尽相同,直接效应是文化产业集聚的核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