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人与中国西藏——以寺本婉雅三次进藏为中心

寺本婉雅(1872-1940),历史上最早进入我国涉藏地区的日本人之一,是日本与我国西藏关系史上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他既是一名佛教僧人,又非常热衷政治,外交手腕高明,人际网络广泛。本文利用寺本婉雅个人日记等一手日文资料,对寺本婉雅及其进藏经历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日本与我国西藏的关系史,同时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觊觎我国西藏、利用佛教拉拢我国西藏高层的事实。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反思、拆解与自身思义——一种以时间性为线索的考察

在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中,现象学反思与相即感知之间的奠基关系经历了变化.但由于忽略了其中的复杂事态,纳托普和海德格尔对反思作了简单化的批评.在对内时间意识的研究中,胡塞尔揭示了如下关键事态:由原初滞留、前摄和原印象所构建的活的当下溢出了由特定的相位关联所构筑的,并且只有在现象学反思中才能被揭示的意识的双重意向性.唯有在一种区别于现象学还原的拆解或根本性还原中,作为这种溢出物之生成根源的原感觉意识的本源趋同,以及作为它的形式化产物的原意向才能被如其所是的揭示,而现象学反思也随之自身展示为一种能够揭示原意向和纵意向性的自身关联式的自身思义.基于上述事态,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直观与这种自身思义间实际上存在着严格的实事关联.     

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情报搜集——以清朝入关前后为中心

明末清初,素有瑜亮情结的中日两国,彼此极力相互搜集对方的情报,以因应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结合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清朝入关之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日本基于唐船风说书的对华情报搜集,不仅呈现了明清鼎革之际中日之间情报攻防的实态,而且折射出当时清朝、朝鲜、日本三国之间复杂而诡谲的利益分野和外交博弈。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前近代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中国对于作为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这种相互认知的不对称状况,无疑对于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之分野,乃至面临西方势力的冲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有着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情报的历史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至今关于异国情报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迅猛势头。对此中国学者如何予以旨趣不同、立场相异的学术因应,或许才是论文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中共在晋察冀边区的民众组织与动员——以日本文献为中心

革命动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但是,如果民众没有组织起来,是不可能表现出伟大力量的。组织民众不仅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因与革命历史传承,更是挖掘革命动力源泉的现实需要。在创建晋察冀边区的过程中,中共以抗日武装开启民众组织的创建,以"党政军民一体化"推动民众组织的发展,以体系化的民众团体组织民众,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民众组织动员道路。在民众团体的组织动员下,晋察冀边区民众战斗在抗日救亡的前线与后方,活跃在经济生产的台前与幕后,扎根于民众教育的中心与外围,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在华北的发展与巩固,掀起了生产自救的革命高潮,奏响了革命抗战的响亮号角。     

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用"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方法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哲学,严复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没产生"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其奥秘就在于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存在着"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缘此,严复对中国传统气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与重构。"气"嬗变为一有重量的、有广延性的、细微的物质基本粒子。中国古典气论中的"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终于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但是,严复赋予气一些可用科学实验手段获得的物质性质,其逻辑内涵越来越确定、逻辑外延越来越稳定,气也因此逐渐嬗变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存在。严复"格义"和"汇通"之后的"气"已非宇宙本原,也并未"西化"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概念"。     

晚清彩票市场的角逐——以江南义赈彩票与北洋顺直义赈彩票间的争夺为中心

晚清,随著西洋吕宋票退出中国市场,促成了近代本土江南义赈彩票的创设.而伴随洋商在华彩票公司的纷纷创设以及又先后被取缔,则更加催生了以北洋顺直义赈彩票为典型的各省地方彩票.众多地方彩票的开设,引发了一场对其时中国彩票中心市场--上海彩票市场的纷争.在彩票市场纷争的背后,除却实在利益的考量外,亦有国人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对近代新生事物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理势之辨、战和之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卖国——以徐继畬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步入近代伊始,徐继畬可谓是少数“开眼世界”的中国人之一。然而在1850年神光寺事件中,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徐继畬因力主和局、反对轻启衅端而为时人所诟病,并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说成是“卖国”。这与洋务时期部分洋务派因主和而背负骂名的处境极为相似。事实上,徐继畬等人之所以主和是基于对敌强我弱之势的清楚认识,其主和是“势”不敌人的不得已之举,虽不免屈辱妥协的成分,但也不乏“卧薪尝胆”、“以屈求伸”的隐衷。因此,说其妥协退让、屈辱求和则可,说其卖国投降则不可。     

日本建设低碳绿色新都市的理论与实践——以横滨市、北九州市为例

本文根据日本的低碳社会理念,重点考察了横滨市、北九州市建设低碳绿色新都市的长远战略和具体对策.构建低碳社会、建设低碳城市人人有责.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学校,各行各业乃至每个人都应注重环境问题,在采取相应行动的同时,各主体必须协同作出努力.惟其如此,才能把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为除大海、河流、蓝天、群山、森林、绿地和国家公园等环境之外,周围生息有多种生物、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且富有情趣的动感风景城市.就此而言,日本建设低碳绿色新都市的理论与实践无疑是可资借鉴的有益范例.     

日本操弄下的朝鲜半岛近代中、日形象建构——以朝鲜半岛首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为中心

19世纪末,朝鲜开化派知识分子在探索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认识到创办报纸的重要性,并开始向日本学习办报经验。利用朝鲜创办近代报纸的迫切希望,福泽谕吉派出其学生井上角五郎等人“帮助”朝鲜办报,从而得以深度参与朝鲜首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的各项工作。井上角五郎为贯彻福泽谕吉“排中入朝”思想,利用职务之便在《汉城旬报》报道的筛选、编辑、撰写过程中,有意歪曲中国形象、美化日本形象,为诱导近代初期朝鲜疏远中国、走近日本制造了社会舆论。     

明清鼎革期间朝鲜与日本的交邻关系——以情报交涉与文化角力为中心

明清鼎革期(1644—1683)是清朝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不仅仅是中国内部"改姓易号"的朝代更替,也引发了东亚国际格局的大震荡。通过考察《燕行录》《海行总载》等使行记录以及日本韩国现存的笔谈史料,可以看出朝鲜对清外交的重心集中于搜集清朝的政治军事情报,以因应华夷秩序的可能变局,而朝日外交则呈现情报交涉与文化交流交错的特征。1655年的通信使团将注意力集中于诗文酬酢以宣耀文华,而1682年的通信使团则重视搜集关于三藩之乱及明郑政权的军事情报。对于朝日之间的外交往来,无论在政治抑或文化领域,都不能忽视表面上缺席的清朝所施加的巨大影响。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下)——以《达化斋日记》为中心

研究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弄清《达化斋日记》中所涉及的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从他对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的关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西方相关思想的冲突、共鸣与融合等相关情况和线索,可以看出杨昌济是力图将传统的儒学思想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形态的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他视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华思想”是近世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学说,其萌生和发展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但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往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疏于讨论。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批判和改造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从发生论、实践论、目的论三个层面,为日本独占“中华”名号及其对外扩张的所谓“正义性”建构理论基础。当近代日本遭遇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时,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日本思想、政治、军事界“重新发现”,成为激发和建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近代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与山鹿素行所谓“中华之武威”关系密切。     

日本侵华战争与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中断——以近代乡村织布业、缫丝-丝织业为讨论中心

"九一八"事变前,以织布业、缫丝-丝织业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手工业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生产工具的改良与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农村手工业产品产量与质量进一步提高,区域外市场迅速扩大."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沦陷区市场丧失,生产基础遭到摧毁性破坏,乡村手工业从技术进步的、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半工业化生产向一般商品生产、甚至向自然经济退化,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良好发展势头被迫中断了.     

一本与二本:也论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一本论与二本论之争是戴震对程朱理学之批判的思想实质。戴震所谓"理"实则是流行不已的"气",这与程朱所谓"理"已经截然不同。虽然文章篇幅所限没有分析程朱理学可能存在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戴震用以反对程朱的"气"一本论所将会导致的命定论,事实上无法应对他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东亚魔幻电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以中国、日本、韩国为核心

魔幻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兴起,成为新世纪以来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受西方魔幻电影的影响,东亚电影业也出现了以一股注重魔幻创作的潮流.从文化角度说,东亚魔幻电影在当下出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集中反映出多元文化杂交的现实困惑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忆寻踪.它往往触及"非存在"主题,借助仿梦、幻觉、魔幻等特殊的叙事方式,假设臆造出一个主观性情境,并以人物间激烈的碰撞,使观众体验着一种非实存的情绪,传达创作者意向性、形而上的抽象观念.魔幻类型无论是阐述"非存在"主题,还是印证本土文化身份,都建立在一种流行文化的基础上.《无极》等魔幻电影与以《诛仙》为代表的玄幻文学在当下接受渠道中判然不同,这反映出中国影视流行文化的体制不仅与日韩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与其他流行文化的传播(如网络文化传播)也有相当的距离.     

洪业与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以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的考察

国人论学,常常不能分清思想与学术的畛域,而将社会影响与学术贡献等同视之.所谓"学术思想史",究竟哪些是学术,哪些是思想,似乎不易截然分清,但区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思路,对于深入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转型应该很有必要.本文以区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思路为前提,纳入高等教育与海外汉学等宏观视角,借助成立于二十年代的哈佛燕京学社这一学术机构,以洪业为中心,把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国学研究、<燕京学报>、中外交流等放在一起加以观照,讨论民国时期不以思想论争名世而以学术积累见长的学者,聚焦于其学术背景和学术贡献,以呈现出民国时期学术转型的另一面.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两免一补"教育政策的调查思考与建议——以广西恭城、龙胜县为例

"两免一补"教育政策作为一项正在全国实施的民心工程,其实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义务阶段教育的良好运行,也事关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免费教育变成政府行为后,必将成为中国为伟大的德政工程.     

一种对话体批评:关于诗歌的阐释与接受、观念的认同与传播、宋调的形成与发展——以北宋文人集会为中心

北宋文人聚会时对诗歌进行的批评鉴赏是一种对话体文艺批评,它已经注意到读者阐释和接受对于作品的重要性.集会诗歌批评较多涉及以下范畴:(1)本朝文学发展局面.(2)批评、总结前朝诗歌.(3)将去俗崇雅作为一个普遍的诗美原则加以提倡和阐释.四、北宋中后期,批评重心转向具体的作诗技巧.北宋文人群体间的批评对话显示他们对诗歌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和细致,并且始终伴随着对建立宋诗典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