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试论中医知识体系之建立──兼论对老庄哲学的诠释

中医强调了一种不同于平常感官知觉的“认知”方式──“心“，或“神”的“感知”，经由这样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身体观”及“自然观”。甚至中国传统的老庄及儒家哲学之建立，也和这种认知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像艺术（比如文学、书画、音乐、园林建筑）及术数（比如卜卦、命相、拳术、内丹修行）等领域，都受到了它很深的影响。这样一种对“心”“神”作用的肯定与强调，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的“自然观”、“人生观”、“身体观”及“审美观”都和它紧紧相依。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浑一与单一：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论

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研究是以朱子之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朱子性理学所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凝固化的定理意识,而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则打破了朱子性理学的定理意识,更为重视根源性的心。以定理(朱子学)与良知(阳明学)的研究框架为背景,荒木从心与性(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单一”的立场与“浑一”的立场及儒释之辨等方面详细论证了甘泉心学深处依旧保留了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构造及阳明心学对朱子性理学的根本性的扭转,由此说明了湛、王二学的本质性差异。荒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根据湛、王两学所争论的“理障说”为线索,揭示了阳明后学内部围绕克服“理障说”所产生的三种典型的儒佛调和论,这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学与佛学的交流互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胡适笔下的曾国藩形象

从1906年的日记到1960年致友人的书信,胡适在多处对曾国藩进行了评述。在胡适笔下,曾国藩是修身之模范人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亦是带来清王朝短暂“中兴”的著名将相。胡适视曾国藩为修身之模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修身角度。实际上,他从早年起即不甚在意曾氏那些理学意味极浓的修身名言,对其理学成就更是忽略不提。关于曾国藩的古文,胡适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应用”功能,对曾氏在古文上的具体造诣却论述不多。胡适固然认为曾国藩是使清王朝“中兴”的关键人物,但明确指出曾氏的中兴事业并未长久,并加以批评。总之,胡适以他自己的标准描摹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曾国藩形象。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朱熹“灯笼比喻”与宋代理学的人性观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个以灯笼来说明人性论的比喻.我们按照由感性至理性“由此而彼”的认识之路来观朱熹灯笼比喻,发现其中蕴含着“本与末、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灯笼来比喻人性有三个意义:其一,巧用比喻使抽象人性观生动、鲜明,呈现了朱熹对现实存在事物慎思明辨的观察,更使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铭刻于人心;其二,旨在表达宋代理学家“祛恶扬善”的理论,不仅用至善的“天命之性”连贯了以前的儒学人性论,更展示出宋代理学独特的“气质之性”变化向度;其三,以灯反省自身.朱熹对灯笼蕴合的“变”“亮”之特点非常重视,这样的特点被朱熹用来象征人性,贯穿的是一条宋代理学关于“自我”通过“积学明理”“存心养性”等工夫可趋于天命之性的主线.     

黄宗羲与王学

章学诚曾说:黄宗羲“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这一评语是合乎事实的。就理论渊源而言,黄宗羲的哲学思想较多方面导源于王学,黄氏本人亦以王门后学自视。不过,正如顾炎武入于朱学而又出于朱学,黄宗羲也从王学出发而又对它作了原则的修正与改造,并最终在理论上突破了王学。 一 在心物关系上,王阳明提出了“本体原无内外”论:“心何尝有内外?……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所谓无内外,即是“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这种心物一体论在肯定精神本体与万物的统一性上,与唯心主义的泛神沦十分相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视为准泛神论。从理学的演变来看,心物一体的准泛神论实际上是纠朱陆之偏的一种尝试。通过肯定心体内在于万物,王阳明一方面扬弃了程朱突出理之超验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陆九渊以“吾心”吞并宇宙的     

学术与政治之间——论戴震对程朱理欲观的批评

戴震猛烈批评程朱理学理欲观 ,从学术批评的角度来说 ,戴震的推理过程存在误读现象 ,他并没有完整把握朱熹的心性论思想以及朱熹对“心”、“欲”等概念的具体规定。虽然程朱理学具有内在歧义性 ,而且程朱理学本身具有禁欲主义倾向 ,但混淆学术批评与政治批评是造成戴震误读的主要原因     

退溪与奇明彦四端七情之辩及其意义

退溪关于理与气,四端七情,心统性情之说的发展和完善,几乎都是通过与奇明彦的"四端七情之辩"实现的,退溪提出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的命题,开启了朝鲜性理学心性论的争端."四端七情之辩"是李退溪哲学全面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以四端七情之辩为起点,朝鲜的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为中心的具有朝鲜性理学特点的哲学轨道.     

叶适天论及其政治观照新探

学界之前认为叶适的“天”仅仅是物质自然之天,事实上,叶适思想中的“天”更为首要的是其宗教超越性和道德性的内涵。叶适的天论思想继承了上古敬天、畏天的传统,主张顺着宗教超越意义的“帝、天”而敬天、畏天、奉天、法天;其“天德”思想及其将“德”视为天命归属之唯一根据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天的道德性。此外,不同于宋代理学以“道德”统合天人时注重个人之心性与“天”相贯通的作圣之学的理论和工夫,叶适以“道德”架构的天人关系,主要是落在政治视域下“君”“臣”“民”与“天”的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民众心性的上达于天,而是在君臣共治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事业来传达的。因此,叶适的天论思想承接了上古以天论为现实政治之基础的传统,表达了君臣在保持对宗教超越之天的敬畏下,以“德”为纽带,共同构建王道政治的意涵。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简

王阳明的思想来源于理学又超越理学,创立颇具特色的心学,其本质或核心内容是良知,因此又称为良知之学。其基本观点是把人视为道德主体,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成贤成圣为终极关怀,并主要通过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良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命题展开,辅以讲学等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心即理肯定了道德主体性、主体的道德自律,而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则体现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良知与致良知昭示着主体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突显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佛教“光明为美”思想的独特建构

光明是令人视觉愉悦、心情舒畅的物质现象,世俗之人以之为美.佛教从缘起论出发认为“色即是空”,“光明”作为稍纵即逝、空幻不实的假相之一,自在否认之列;同时,佛教又从缘起论和中观论出发认为“色复异空”,进而走向对世俗审美趣味的随顺和对光明之美的变相肯定.佛教批判昏暗之丑,赞美“外光明”之美,并吸取这种“外光明”之美为营造佛、菩萨的“身光明”服务,借用这种“外光明”来比喻、形容领悟佛法的“心光明”、“法光明”之美,进而将光明之美的根本置于“心光明”之上,从而完成了对“光明为美”思想的独特建构.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试析朱熹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

把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虽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忽视理学与心学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朱熹在“性即理”、“心统性情”、“心与理一”等命题中关于心、性、理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结构内部的某些矛盾和混乱,另方面又与陆王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朱熹哲学中心、性、理关系的分析,指出朱熹在宇宙论中虽然坚持了理本体论,但在心性问题上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道的理化与天理观的出现——以程明道为核心

“天理”是理学的核心语词,为程明道所发现。在理学语境下,成德的关键就是领会天理,所以对天理之内涵的清晰即成为必要。通过“道的理化”,可以对这一问题给予有力说明。在程颢的天理观当中,作为“所以”的天理从气化当中升起,但这种升起依然与气化保持了高度关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生之谓性”的论述。以生论性,无疑是指性合理与气而凝聚于生,并由生而见理之为生理,气之为生气。     

理学心论的殿军——论吴澄的心之诸说

宋儒之中 ,以朱熹论心最为详尽 ,元儒吴澄 ( 12 4 9— 1333)有关“心”的见解基本未出朱论范围 ,但吴澄并非照本宣科式地“述朱” ,而是有其自身特色 ,换言之 ,吴澄之于朱熹不仅仅“照着讲” ,同时也“接着讲”。在此意义上 ,可以说吴澄对理学心论作了一个总结。参考朱熹心说的框架 ,文章将吴澄的心之诸说概括为四个命题 :( 1)心为知觉 ;( 2 0心为主宰 ;( 3)心具众理 ;( 4 )太极之心与剧贼之心。     

上蔡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建构

隋唐以来,回应佛道二教思辨化哲学思潮的冲击成为儒者面临的时代课题.谢上蔡在扬弃佛教相关理念的基础上,承继二程,立足于“天理为是自然底道理”之天道观建构,以“敬是常惺惺法”、“下学上达”为入道工夫,最终达致“心与天地同流”之境界,形成其独特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之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