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的中亚能源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能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中亚地区因其丰富的能源资源成为世界各大政治力量博弈的战场。对中亚地区开展能源外交是美国全球能源战略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美国能源经济的发展。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历代总统逐渐认识到中亚地区能源资源的重要性开始逐步调整能源外交战略,奥巴马政府对实现国际能源战略目的的途径和手段认知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奥巴马政府的中亚能源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对我国能源策略选择也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立法还存在法规不够齐全、配套,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还没有出台,某些可再生能源立法还相当欠缺或立法效力级别较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与应对气候变化联系不够密切等问题。我国应在新制定的能源基本法和新修改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强调和突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管理,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经济促进法》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可再生能源一部法"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法律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改进和健全可再生能源立法。     

低碳经济与中国能源立法

能源的利用与气候变化之间有很大的联系,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碳排放高居不下的问题。在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能源立法应该作出回应,以生态化为目标,以低碳化变革为路径,并从传统化石能源立法和新能源立法方面做出不同应对。     

国外能源发展政策对我国的启示及我国能源政策选择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因此而带来的对国际产业布局和国际贸易影响,各国都制定了一系列能源政策,以促进本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并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争取主动权.我国当前应借鉴国际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在能源保障供应、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促进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向低碳经济调整,提升国际竞争力.     

论能源危机对欧盟能源应急法律政策发展的影响

历次不同类型的能源危机,暴露出欧盟存在能源领域权能缺失、能源安全观念狭隘、成员国依赖国内措施和双边协定、国际核安全标准无法律拘束力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在应对能源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发展其在能源领域的权能,转变能源安全观念,从最初的能源储备,发展到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能源突发事件的应急以及替代能源和能源效率立法,并把国际核安全标准法律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能源应急法律政策体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再次推动欧盟完善其能源应急制度,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各类能源危机提供借鉴。     

生态文明与互联网时代的能源立法现代化

生态文明和互联网深刻影响着能源生产、供应和消费活动,能源立法现代化已成世界主流趋势。我国应该借制定《能源法》之机,开展科学、深入、理性、充分的研究讨论,借鉴国际和外国经验,开启能源立法现代化进程,助推能源革命,实现能源领域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能源立法现代化的路径需要统筹考虑实体内容上具有科学性、外在体系上形成集群性和监管体制机制上遵循市场规律三个方面。     

黑龙江省能源资源禀赋、农村能源政策及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村能源消费影响机理研究

黑龙江省农村能源年消耗量占全省能源消费的50％左右,同时在农村能源消费方面又面临林区薪柴和农村秸秆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何有效改善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效用函数,研究黑龙江省能源资源禀赋、农村能源政策及农民收入水平三个方面对农村能源消费影响机理,分析了林区、农村和农垦总局在农村能源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黑龙江省农村能源建设应综合考虑区域能源资源禀赋、农村能源政策、农民收入水平等因素,提升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同时要发挥市场对农村能源的配置作用,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意愿,重视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村能源消费的影响,适当给予农户补贴.     

美国能源立法应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经验及其启示

美国能源立法从立法目的、立法内容上较好地落实了社会公正理念,这为我国未来能源立法过程中如何保证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加强能源领域的有效公众参与、通过对垄断性的规制来维护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保证能源责任的公正分担、强化能源职业公平与健康,并最终与社会公正理念相协调提供了比较好的借鉴.     

哈萨克斯坦能源政策新发展

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并具有天然铀矿及核能优势,因此,能源经济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哈萨克斯坦一直奉行"资源立国"战略,但其能源政策却不断调整,目前其能源政策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定和《国情咨文》等文件中,同时在能源开采税与出口税率上的调整以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政策等方面也有明显体现。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立法问题研究

各国都十分注重加强能源立法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出台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以正在制定中的<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路径.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中具有引领和主导、衔接和协调的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我们应当坚持"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设计安排能源环境保护的制度内容,体现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目标.     

以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为核心的英国可再生能源法

英国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义务和可再生交通燃料义务,可再生能源义务及规定该义务的法令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用事业法2000》、《能源法2004》和《能源(北爱尔兰)法令》。英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国会制定的各种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提供立法空间和基本制度支持,可再生能源法令系统设定调整可再生能源事务的法律规范。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能源法是基础、是依据,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是主体、是核心。     

论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处于起步阶段,且尚未形成体系。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与水平的提高,有关可再生能源的法律问题会日益增多。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础、以各类可再生能源技术专门立法与地方立法为主干、以其他相关立法和政策为补充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及其衍生问题进行必要的立法与制度储备;同时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或者扫清制度障碍。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障碍分析与政策选择

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保障能源安全、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我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还存在着认识不足、成本太高、技术水平较低、市场不稳定和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障碍。本文对这些障碍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再论能源革命与法律革命的维度

能源法的出台来自于政党政治的正确、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资本与组织体制的变革,更来自于理论突破,因为理性决定制度选择。我国现行法律并不能满足能源革命的要求,能源制度设计远未体现政治、市场与体制的合力,有关能源革命的理性解读成为法律制度创新的前提。能源革命已经为能源法的出台提供了政党政治和能源战略抉择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维度。回应能源革命的能源法必须作出富有绩效的制度安排,才不负众望。     

《能源法》与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结构

<能源法>的制度设计是中国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链接的起点与归属,直接决定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绩效与制度成本之比,决定中国能源法律的制度结构.<能源法>应以能源基本法定位立法,单行能源法只有根据<能源法>的法理和制度规则进行制定或者梳理、修订,才能成为能源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再生能源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互动

可再生能源作为新兴的产业,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和传统能源产业相比,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两者之间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现阶段较少存在冲突.可再生能源领域产业政策的实施会为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创造基础和条件,有利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竞争政策的实现;而可再生能源竞争政策的实施也会有益于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实现并对产业政策实施中的弊端进行有效制约.可再生能源领域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的协调与互动,使我国竞争主管机关和能源主管机关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虽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更多体现出来的是职能的协调与互动.     

中国对朝鲜半岛国家的政策

朝鲜半岛国家是中国的陆海近邻,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在保持与朝鲜半岛国家传统友谊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合作的同时,积极支持朝鲜半岛的自主和平统一,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以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发起和推动六方会谈,公正合理地解决朝鲜的核试验问题。中国对朝鲜半岛国家的积极政策,对维护中国与相关国家利益、促进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可持续能源法规的经济学分析

能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往往没有在自由市场中得到体现,应通过能源法律和规制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通常,与"命令-控制"型的能源规制手段相比,"成本-收益"型被认为更具市场效率,并有利于促进技术变革.要有效率地实现可持续能源法目标,应尽量采用"成本-收益"型措施.但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不足以实现可持续能源的目标,因为它无法充分实现公平等基本的法律价值.能源规制在借助经济理性的同时,需发挥"命令-控制"型法律的强制作用.     

论产业政策的法律效力与形式——兼评可再生能源政策

中国改革依循的产业政策在纵深发展中面临政策规范的效力和形式问题.产业政策的效力可以在经济学和法学语境下讨论,前者侧重效率,后者侧重合法性并可分为静态的规范效力和动态的实施效力.产业政策的形式是指产业政策的规范体系.依照"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决定效力"的理念,产业政策需要处理好与产业规划、产业法以及相关立法之间的关系.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采取立法先导的方式,在确保产业政策的体系性和权威性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以《能源法》为契机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兼谈如何破除《能源法》的立法困境

《能源法》的出台前景尚不明朗,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部门立法的固有思维不能满足复杂经济社会领域立法的新要求。要想破除《能源法》的立法困境,必须大胆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具体包括基本法模式创新、政策法模式创新和制度法模式创新。以制定《能源法》为契机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不仅是破解当前困局的路径,而且会带来经济社会立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