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游览场所,它作为一个承载了多重文化意味的想象空间,成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文化符号,一个构建中国他者与西方自我的重要文化场域,它不仅形塑了强大的西方文明形象,也形塑了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形象。西方博物馆以集中、有序列的文明展览打破了晚清人凝滞的西方想象,并于潜移默化中带来了一个让晚清人自惭形秽、意欲思变的现实世界。     

梁启超:重构中国文化的现代自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观察之一

《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指出原本作为构成晚清以来国人的现代想象的重要参照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存在的偏颇,他借镜西方知识界的自我反省,走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自我的重构.他试图借助中西思想文化资源和历史经验,培植国人真正的现代“自觉”,以此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提出通过中西文化的“化合”来建设既作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又具有本土特性的中国“新文化系统”的理论构想.其思考明确指向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的现代化方案的纠偏,构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与后者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力量.     

《西海纪游草》与纽约城市想象

纽约自“西学东渐”开始,就位列于“现代性”输出的西方城市中,成为中国想象现代西方城市的重要空间。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学中最初的纽约城市叙述,并以“想象”为重要的介入概念,连接了空间文本与空间再现,突出了空间知识生产对于城市意义的赋予过程。最初的纽约城市空间是如何被构建的,体现了晚清文人怎样的想象?这些最初的城市想象又体现了哪些文化差异?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是晚清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考察西方城市如何参与“现代中国”文化想象路径的重要面向。     

晚清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

民族国家叙事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一种重要表意方式,晚清小说家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以文学的形式展开不同的国家形象想象。他们或回顾历史,或针砭现实,或深情展望未来,通过艺术想象建构起各异的中国形象谱系,民族国家叙事由此占据晚清小说叙事的中心地位。由于晚清作家对民族国家强盛目标期待的共同性以及时代语境的共时性,决定了作家对于民族国家拯救路径认识上的趋同性,即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解决现实的民族危机,在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实现强大国家的复兴,几乎成为晚清小说家的共识。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近代中国妇女形象——兼及形象学理论运用的反思

在西方中心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形象往往是负面的。晚清时期,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对慈禧等近代中国妇女形象的正面描写,格外引人瞩目。究其原委,主要在于当政者慈禧太后及上层贵族女性对康格夫人的热情、亲善态度;基督徒的仁爱、宽容精神以及她对西方文明中固存的对异域文明的傲慢与偏见的反思而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努力。尽管如此,受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康格夫人无意识层面中仍然流淌着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暗流。在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文本时应该更多考虑该理论的运用所呈现的多元、复数的特质,充分考虑到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关系。     

性别视角下的疾病隐喻

在晚清-五四以来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女性疾病被赋予了浓厚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特征,现代文学中男性笔下的女性疾病也只是他们进行各种想象的工具和载体,因此,"他者"书写下的女性疾病是符号化和功能化的.女性疾病的自我书写是经验化的,它是对男性赋予女性经验的一种反抗和颠覆.当女性在她们的创作中以主动的方式言说疾病时,疾病就不再是一种社会、文化强加到她们身上并且要摆脱的命运,而是她们不得不领受的生命处境.     

“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困境与探讨

对民族的定义和理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所谓民族实际上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这种观点在国内外学者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然而,除去安德森的开创性观点与其理论体系在学科中的位置之外,细究他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可以发现,其中很多观点在解释和解决民族问题中面临理论困惑,其适用性与普遍意义存在很多问题.     

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

在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中,因为没有他者也无所谓自我.而两性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百年文学/文化想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认同充满性别象征隐喻,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民族身份的建构,这样的参与不仅仅影响了女性这个性别在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中的地位、意义,而且还影响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本身.性别本质主义已然与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本质化、凝固化、单一化密切相关,从而忽略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丰繁多元、流动变化.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牺牲”观念与近代救国思潮

19世纪末,借助翻译,“牺牲”的现代意义自日本传入中国。“牺牲”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激活与再造,成为诠释和想象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元语言”。无限增殖的“牺牲”,预示着国家认同的出现,为救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评判依据,并影响到晚清小说对为国牺牲的言说。“牺牲”的外衣下纷繁的救国叙事,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尚不完善,而且表明“为君王”规约的“牺牲”崩塌后,文学自身被开启了无限可能。立足跨国、跨文化的视野,追溯“牺牲”观念的源头,并深入分析其生成初期对晚清文学产生的影响,能为反思文学史的知识生产提供窗口,对国民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     

“合群”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路

“合群”这一核心概念是立足于近代中国本土语境阐释妇女运动进路的文化向度。“合群”意识的积蓄与勃发逐渐成为推动妇女解放的重要思潮,随着“合群”对象的不断调整与充实,形成了妇女运动中独特的革命实践话语与社会动员机制。晚清时期妇女解放最初从属于男性启蒙者救亡图存的诉求,继而从“自发”走向“自觉”,创办妇女报刊、组织妇女团体,形成“群言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介及实践,使得妇女运动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指向。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的结合,“姐妹情”与“阶级情”的变奏,“妇女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调适,展现了妇女地位从客体向主体身份转换的历史风貌,建构了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革命相互交织的文化图谱。     

现象学视阈中的“他者”

西方近代主体哲学强调"自我",表现出"唯我论"姿态,现代现象学兴起,改变了这一格局,他者受到重视,但现象学视闽中的他者又各有不同的言说.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他者仍然处于同一性中;他者与自我是一种对称关系;萨特只看到他者与自我的斗争;梅洛·庞蒂把他者肉身化,从意识哲学脱身而出;勒维纳斯奠定了真正的他者哲学,他者成为绝对他者.     

第三世界文学与“他者编码”

当今的所谓“世界文学”是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第三世界文学被西方的“他者”进行“编码”后，便常常被加以扭曲或变形地理解。这种被“编码”的境遇使得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有脱离过去传统、失去民族特性的可能，从而也加剧了其边缘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的文学家们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通过对“他者编码”的具体分析而采取一种开放的、适合本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文化策略。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