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窃电”低效问题的理论检视与制度完善——以《电力法》修订为背景

在"反窃电"法律的规范上,应以公安部门代替电力管理部门作为窃电查处的行政主管机关,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都有权检举及制止窃电行为,赋予供电企业在"反窃电"中一定的民事权利,并引入行政合同的方式防止供电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提高"反窃电"的效率,减少窃电行为,更好地保护供电企业和用户双方合法权益。     

窃电即是盗窃

以往单位和个人窃电仅受经济制裁,从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开始实施起,窃电则属盗窃行为,严重者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电力法》规定,用户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     

危机情境中的决策约束及其解决路径

危机管理的本质是危机决策.危机情境中,决策机制不健全、决策者的主体盲思、信息不完全、媒体及相关法规缺失、利益集团等因素制约了危机决策的制定.健全决策机制、提高决策者素质、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正确引导舆论、完善法规建设、规范利益集团行为是优化危机决策的主要路径.     

浅谈股份公司管理层收购存在的问题

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即MBO)是指目标公司的管理者或者经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本公司的所有者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进而达到重组本公司的目的,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MBO在中国仍处于试点阶段,由于法律和法规的滞后,在实践中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现象.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与法律漏洞的弥补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指外观上与犯罪行为十分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但因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虽然刑法未作出排除其犯罪性的特别规定,但也应排除其犯罪性的行为.立法者认知能力的有限、社会生活的多变、法律自身的特点等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堵塞刑事法上的免除行为可罚性漏洞的有效办法.     

论党内法规的溯及既往问题

法不溯及既往是指法律不得适用于其施行前发生的行为或事件,从而改变该行为和事件依据旧法所取得的法律效果。这是一项古老的法治原则,为多数国家所遵循。在党内法规建设中坚持这一原则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利于党内法规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和促进法规的严格执行。同时,它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也具有积极价值,有利于保护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有利于更好地挽救犯错误的同志,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有利于维护党内团结与和谐。     

近代广东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利益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构建了贯通全省的公路交通网络。官方通过订立相应法规和出让公路营运专利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组织筑路公司或筑路委员会负责公路建设,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28—1934年番从路的建设过程中,因公路修筑与通车营运专利密切相关,沙和筑路公司和禺北筑路委员会围绕公路路线展开争议,从而改变了原先的路线设计。与此同时,由于筑路权包括公路沿线的征工、征地之权,公路沿线部分地方民众也与禺北筑路委员会争夺筑路权。番从路通车后,由于全路三个路段各自为政,各路段管理结构也在营运上展开利益的博弈。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其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角力,反映了近代中国公路建设的复杂面相。     

退市法律制度演进的负面影响——基于2001－2014年ST公司的实证分析

我国分别于2001年、2004年、2012年和2014年出台了四部完善退市制度的法规。本文以这四部法规出台的时间为节点,通过对2001年至2014年ST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断严格的退市法律制度加剧了亏损公司动用政治关联获取政府补贴的行为,导致了退市法规的失效。而现行制度对部分政府补贴采用适用除外的条款助推了这一行为,当属法规漏洞。然而,随着2014年新规的出台,ST公司获取政府补贴的行为有所收敛。     

宪法制裁制度初探

宪法制裁不同于违宪责任和违宪审查,它是指在违宪审查的基础上对应承担违宪责任者采取具体处理措施.在我国,宪法制裁的对象包括违宪的法律和有违宪行为的特定国家公职人员,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一般的公民个人都不是我国宪法制裁的对象.目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成立的法规备案审查室不是我国宪法制裁的专门机构,但可以考虑以其为前身在全国人大下设立宪法委员会来行使宪法制裁权.     

党的领导法规之概念展开

党的领导法规从实务概念发展到学术概念,内涵有所变化.以"部门法"思维观之,领导法规专事调整党的外部领导关系,主要规范事项除了领导行为,还有领导主体、职责和保障等,因而不仅指"1+4"框架中的领导工作单行法规,还包括党章和其他三大板块党规中的领导规范.相对应的党规部门是调整党建关系的建设法规.党建关系、外部领导关系都离不开由党章及其关联法规所调整的党内领导关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称党的领导制度涵盖建设法规和领导法规.为贯彻宪法之党的领导原则,国家法律对党的领导事项作出规定,社会规范等对领导法规进行细化.这些在党规之外的领导规范和作为党规的领导法规共同构成党的领导法体系.发展一种部门党规意义上的领导法规概念,对于发展领导法规教义学、构建部门党规体系有着积极意义.     

学术打假:"学风委"难以承受之重

日前,教育部、科技部相继出台有关学术不端行为处罚措施,教育部还专门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专司学术打假.那么,这个"学风建设委员会"真有能耐专司学术打假?不免心生疑窦.     

关于以法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思考

1 目前,我国价格行为的不规范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价格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是:①政府定价行为不规范.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制定收费文件,自立项目乱收费,超范围超标准收费.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直接违反价格法规、政策,越权定价、越权提价、越权批费、越权调整收费标准,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出台调价项目.在1995年物价检查中部分地区政府擅自出台新调价项目共30件,主要集中在电力、公用事业、房租和学费等方面.这些调价措施引起地区之间的相互攀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价格总水平上涨,损害政府威信和群众利益,并且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②政府价格管理行为不规范.由于价格法规不完善,政府在价格管理中对于检查出的价格问题有时无法可依,以致弱化了价格管理行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些政府价格管理人员     

虚拟财产保护路径之探析——基于对已公布案件的实证研究

对已公布的350个案件的研究显示:虚拟财产认定标准不明确;类型划分不清晰;价值评估方法选择机制不合理;格式条款对网络用户权利的限制过多;案件审理过程中缺乏专业技术人士的配合;对重点罪名研究不足;配套法规不完善,给保护工作带来了实际困难.其背后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也与司法结构层面未予重视和配套措施不到位等相关.对虚拟财产的保护要调整思路,以价值和价值实现方式的抽象性作为认定虚拟财产的重要标准;区分网络和非网络虚拟财产;强化对部分案件的双向教导功能;构建价值评估方法的合理选择机制;减少格式条款对网络用户权利的限制;引进有专门知识的人士参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加强对重点罪名的预防和研究;尽快出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配套的司法解释.     

中国共同基金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共同基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治理结构方面仍然存在着下列问题：法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契约型基金的缺陷，外部市场环境还不规范。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有效引导共同基金发展和成长的对策和建议。包括；在短期内实行基金持有人代表诉讼，强化基金持有人事后补救措施；弱化基金管理公司大肭东的作用，增强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性；在适当时机推行公司型基金；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关于我国投资基金发展模式的探讨

我国的投资基金发展存在着诸如投资方向移位、规模小、效益差、组织结构不规范及投资行为的非理性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要从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模式上下手，由封闭型基金到开放型基金；由契约型基金到契约型与公司型基金并举；由综合性基金到单一性基金；由一家管理公司管理一种基金到管理多种基金；由全权代理基金制到其与客户基金制并存；由卖方投资基金市场转为买方投资基金市场；由国内基金到国际基金；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化。将我国投资基金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不发达原因探析

公司制度的出现，开启了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创新之路，但备极艰难。公司制度始终未能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中国不具备适宜公司充分发展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条件，如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势力阻挠、外国在华势力压迫、政府倡导不力、法制不健全、社会风气未开、信用制度和产业证券市场发育迟滞、金融风潮冲击、冒牌公司及公司招股中的欺诈行为所引致的公众不信任、官利制度束缚、社会环境不靖等；二是公司内部组织制度及运营机制不健全、不规范，削弱了其发展壮大的生命力。     

关于窃电与反窃电的一点思考

近几年来,各地发现的窃电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电力资源的严重损耗。“线损率居高不下,据估算全国每年被窃电量竟达20亿千瓦时”。日益严重的窃电现象,不仅干扰了广大遵纪守法的用户和供电企业的供用电秩序和安全,也直接危害电力企业经营机制和深化改革等工作,而法律规定缺位,对     

理性不经济行为的环境基础

在人类经济行为系统中，存在一类有意识地损害他人、组织或社会利益的不经济行为。譬如，生产过程中放任的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或利用过程中的“竭泽而渔”；市场占有中的不正当竞争或恶意垄断；交易过程中的隐瞒和欺骗；决策中的目标偏离或短期行为；工作过程中的“偷懒”与合谋。之所以称其为不经济行为，是因为从社会资源的配置角度看该行为缺乏效率；之所以称其为有意识的行为，是因为该行为的生成为主体意志所控制。我们用“理性不经济行为概念”对这类行为予以表述①。确切地说，理性不经济行为指这样一种行为或现象：行为者为了维持或…     

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广西的矿业经营活动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设立的一个专门机构,主管国防资源的调查及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矿业的建设事务.1932年11月正式成立,初叫国防设计委员会,后于1935年4月改称资源委员会,下分秘书办公处、设计处、调查处、统计处、专员室、矿室、冶金室、电气室等部门.“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并把西南作为建设的重点.广西作为西南地区的一部分,担负着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等重要任务,因此,资源委员会在这里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建设活动.其中,矿业是其经营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仍属薄弱环节.本文着重对资源委员会在广西的矿业统制以及恢复和发展广西矿业的措施进行论述.希望这有助于抗战史和民国经济的研究的深入开展.一、资源委员会对广西矿业的统制抗战时期,为了保证经济为战争服务,国民政府制定了“经济统制政策”,规定对各种矿产,均可以“适应非常时期生产上的需要”或“各地方需要”的名义,“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强制使用或征收之”,或“直接经营之”,“令其增资合并或缩减范围”或“代管之”.不久,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区内,对金、锡、钨、锑、汞、铜、钢铁及其他金属矿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均实行严格     

算法时代传统隐私理论之困境与出路——以个性化推荐为场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保护范畴相互交叉,隐私的本质是私密性.在算法时代,衡量“数据是否符合私密性标准”的价值立场应从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转换到人格独立,理论基础应从领域论和信息自主决定原则转换到思想自主决定层面.隐私范围的界定模式应由“内外限制”转变为“动静结合”.个性化推荐中的数据性质宜认定为隐私,因为从静态的角度,其符合个人性、人格性、隐蔽性等“个性化”标准,且形式上多元,不局限于信息的形式.从动态的角度,若未获得用户的允许,个性化推荐算法,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推荐和基于知识的推荐等,计算判别用户喜好的行为,既干扰了用户的私有领域,又窥探了用户的人格图像.其行为结果符合隐私的“主体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