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坊演剧考

明初宫廷教坊演剧的定制上承宋、元旧制,隶教坊、钟鼓二司,其演剧大抵为金元院本,以北剧为尚。教坊、钟鼓二司所呈献的剧目实有不同,教坊例于朝会宴饮时献艺,故淫亵不恭之剧必当回避;而内廷演剧则无须顾忌,其伎乐远较外朝丰富。明中叶迁都北京以后,宫廷演剧的重心移至北京,其时伶人以新声巧伎要宠,与宦官流瀣一气。而南曲诸腔渐兴,遂逐渐取代北剧独擅宫廷。南京教坊已经基本丧失御前演剧的职能,其辖下伶人官妓之工于演剧,乃出于兴趣,不再是谋生之计了。     

论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之关系

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伎艺人承应内廷演出。宋代教坊凡遇大型节日庆典均要征集民间伎艺人入宫承应演出。第二,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在民间节日期间以及内廷重大庆典时都有同台演出的机会。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同台献艺,对教坊伎艺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博采民间众长的时机。第三,民间伎艺人与教坊伎艺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教坊伎艺人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流落至民间;而民间伎艺人因其伎艺精湛而被征入教坊,这都促进了民间与教坊伎艺的交流。另外,宋代教坊乐艺组织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杂剧口头编演形态探论——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中心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目前唯一遗存的元代刊刻的杂剧文本,是令人探求元剧舞台真相的主要文献依据.元刊本显示出元剧即兴表演的诸多形态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种:剧本中存在不少与口头编演活动相关的舞台术语,提示杂剧艺人进行即兴演出;元刊本大量的文字讹误和替代性符码,亦与剧目的口头编创方式密切相关.这都说明伶人的确曾以口头编演的方式广泛地参与了元杂剧宾白、科范的创作.     

改编:古典戏曲的生存策略

改编是中国古典戏曲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重要策略.以古人古事为改编对象进行创作,戏曲为自己戴上了一个护身符;改编自前代或同时之小说,戏曲可以更为广泛地走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大量选择前人戏曲作品进行改编,既为生存,也为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文人主导和艺人主导这两种戏曲改编的路径,体现了高台教化与感性娱乐、雅与俗、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等多方面的融合.此外,改编也是戏曲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明代内书堂制度小史

在以往研究中,明代宫廷的教育机构——内书堂很少被人重视,许多研究明史的论著中或未载,或草草数笔带过。笔者认为,这一宫廷内的正规教育机构的设置,实际上对明代政治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培养出了一些博学通儒和忠正内臣,当然也出了许多历史上恶名昭彰的宦官。《明史》作者就认为正是自内书堂之设,宦官得以逞智巧、谄君主。实际上,正是由于内书堂之设,普遍提高了内廷宦官的文化素质和自身修养,博览群书、深通义理的大有人在。《明史》和明人的笔记中也间有一些贤宦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宦官乱政的恶劣局势。当然也不能否认,内书堂之设并不能改变宦官乱政的事实,也出了一些如王体乾般助纣为虐的人。但总体来说,内书堂之设仍是利大于弊,对明代宫廷教育起到积极影响。研究明代内书堂制度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也许可以改变一些宦官在人们头脑中的整体印象。     

辽金元教坊制度源流考

辽、金、元是由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分别建立的政权,三朝政权中又都建置了教坊这一戏剧乐舞机构.从制度上说,这是对汉族政权的模仿.本文在叙述三朝教坊制度渊源流变轨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三朝教坊在具体设置和职能方面与汉政权教坊的异同,从而展示出三个不同民族对汉人制度及文化艺术的吸收与改造,也展示出三个民族之间在历史制度传承上的一些关系.     

试论《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与传播问题

<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以戏曲改编为主,话剧、舞剧改编为辅.由于戏曲在中国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这为<红楼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而红楼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又形成了独特的舞台表演特点,并逐渐表现出写实化倾向.不过,戏剧改编传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无法在舞台上完全表现出来.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是在<三国志演义>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模仿、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与此同时,小说评点者的引导、时代审美风气的影响、读者大众阅读需求和口味的制约,又促使历史演义的编创方式不断地发生着丰富复杂的变化.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作家与伶人协同创作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并非传统上所说的“作家作曲、伶人作白”这种形式,元杂剧编演分工不分明,是因为元杂剧的故事间架、说白以及套曲音乐,有大量的口头程式可在表演中创作,所以不必一一写出.杂剧中曲白相生的故事说唱,最终是由伶人在口头表演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完整的元杂剧作品是由作家和伶人共同创作完成的,故元杂剧的完成式只存在于伶人的表演之中,每次表演都可谓是一次新的创作,都会有新的变异.因而,现存元杂剧剧本没有一部为作家的原作.     

现代意识下的经典阐释——越剧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

中国舞台上曾多次改编过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越剧《第十二夜》是众多改编中较为成功的一部.越剧《第十二夜》的改编,在固守莎剧精神、原著精髓和主题意蕴的基础上,以现代意识灌注于该剧的改编和演出之中,在莎剧和越剧之间架设起了一座天然桥梁,为中国莎剧改编提供了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感觉、现代信息、现代情感,深受现代观众喜爱,具有鲜明美学追求的越剧莎剧.     

明内廷神仙剧研究

神仙剧是元明杂剧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但对这类剧作的评价历来不高,特别是对明代的神仙道化剧评价极低.客观地说,明代神仙剧的成就的确远逊于元代同类剧作,但是并不能说其存在没有价值,特别是由宫廷艺人创作的内廷神仙剧,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由特殊创作人员专门为特定的观众创作的作品,对我们考察明代社会政治背景和统治者的态度有一定的价值,而其又以强烈的舞台性和观赏性为清代宫廷大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论北宋户部体制的结构与功能

元丰改制后,北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大体上恢复了唐代三省六部制。因此,北宋的最高财政经济机关也由三司改为了户部,但北宋的户部决非是唐代的原样模写和简单重复。 唐代的户部由四部分组成:一日户部(称本司或头司),二日度支,三日金部,四日仓部,由户部尚书“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北宋的户部则有五个部分,两个系统。度支、金部、仓部,同唐相仿,而“头司”却分曹治事,“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左曹和右曹负责组织财政收入,而尚书所领的度支、金部、仓部则负责财政分配。单就左右曹这个系统而言,由于左曹的收入主要归度支分配,故左曹和尚书的隶属关系要稍稍深一层。但右曹则不然,“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不受尚书领导。元祐元年,由于司马光“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户部尚书因之也曾一度兼领左右曹事务。但绍圣时期又结束了这种状态。绍圣三年,北宋政府明令规定:“右曹令侍郎专掌,尚书不与”。这样,地方财政机构也随之分为两套——“诸路转运司则左曹之属也,提举则右曹之属也”。“州县钱谷有属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总于户部右曹”。     

论信阳影戏剧本创作的"内部知识"

河南信阳影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剧本,只有戏路子,从简单情节提示的戏路子到实际演出,需要艺人运用“内部知识”二度创作。这些“内部知识”是口传的,是影戏之所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田野考察看,可以揭示信阳影戏剧本即兴创作的“内部知识”及其规律。     

一“山”一世界——由两种《平顶山》剧本看宫廷与民间“西游戏”的差异

《清车王府藏曲本》所收民间昆腔折子戏《平顶山》,与张照所编《升平宝筏》丁集第二十至二十四出,同样演述百回本《西游记》(第三十二至三十五回)"平顶山逢魔"事。两者一为民间剧本,一为宫廷剧本,比勘之下,两剧相似度极高,但又同中有异,即情节结构相同,所用曲牌基本一致,但演唱内容及宾白多有差异,尤其是演出阵容、规模、舞台设置大为不同。通过对二者的审视可见,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决定了剧本文本的雅与俗;对剧本的依赖性决定了演员表演的自由度;不同的舞台设施,则为演员提供了不同的发挥空间,决定了不同的演出效果,这种差异是演员自身无法弥缝的。     

孟京辉戏剧的国外演出、接受与反思

本文试图详细梳理孟京辉戏剧在国外演出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外观众对其戏剧的接受,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语境下接受的内容,反思背后的缘由,挖掘戏剧与人的存在关系,以期在戏剧本质、戏剧本体、戏剧功能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本质上,戏剧是剧场中洋溢的浑然一体的戏剧精神,戏剧是所有的参与者——编剧、改编、导演、演员、舞美和观众等共同创造的集体性艺术作品;而功能上,笔者觉得戏剧可以创造剧场中共享的戏剧精神空间,亦可称之为戏剧共同体.从孟京辉戏剧国外演出的具体接受情况可以看出,他的戏剧极具先锋性和争议性.     

肃府本淳化阁帖考

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一部颇具影响的法帖——肃府本淳化阁帖,明朝肃王府翻刻,通称“肃府本”或“兰州本”。是现存时代较早、摹刻较精而又保存良好的一部法帖原石。 肃府帖的祖本是宋刻淳化阁帖。宋太祖赵光义出内府所藏各代墨迹,于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命翰林侍书王著编纂、摹刻在枣木板上,汇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法帖。因其秘藏宫廷,人间难得,又称“淳化秘阁法帖”。此帖拓本仅供朝廷赏赐贵近大臣,加之过早地毁于火灾,流传极少。历代虽多摹刻,却少见佳本。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论岭南文化影响下的观音得道故事——以粤剧《观音得道》为例

敷衍妙善修行而成为观音菩萨的《观音得道》,是粤剧史上不断编排演出的重要剧目.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编,该剧逐渐发展为以妙善、韦陀爱情发展为线索的叙事模式,而且故事内容也愈加世俗化.这些特点,既体现了早期粤剧的编排体制,符合粤剧总体的发展进程,更与岭南文化所具有的世俗化、通达性相一致.而如此世俗化的观音本生故事戏的演出,也很好地寄予了人们虔诚的观音信仰.     

论岭南文化影响下的观音得道故事——以粤剧《观音得道》为例

敷衍妙善修行而成为观音菩萨的<观音得道>,是粤剧史上不断编排演出的重要剧目.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编,该剧逐渐发展为以妙善、韦陀爱情发展为线索的叙事模式,而且故事内容也愈加世俗化.这些特点,既体现了早期粤剧的编排体制,符合粤剧总体的发展进程,更与岭南文化所具有的世俗化、通达性相一致.而如此世俗化的观音本生故事戏的演出,也很好地寄予了人们虔诚的观音信仰.     

论历史文学创作与读者的艺术接受

追溯起来,历史文学的艺术接受不是今天的新创见。早在17世纪法国官方理论家沙坡兰、18世纪启蒙主义理论家狄德罗、莱辛,特别是19世纪德国美学大师黑格尔的有关历史文学理论文字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或旁涉到这个问题。黑格尔在《美学》中反复地说:历史文学创作不是为少数学者而是为人民大众“直接欣赏”,所以为使它充分发挥效能,作家在选材和处理上要很注意它的现时性、可直接了解性;改编时宜挑那些“本身优美而又易于了解的场面”,“因为美是显现给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