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设计新理念与船山美学思想

船山美学在构建现代艺术设计新理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谐化设计、人性化设计、生态化设计等是现代艺术设计的三大新理念。王船山“和谐审美观”是构建和谐化设计新理念的重要思想依据;王船山“人贵审美观”是构建人性化设计新理念的重要理论基础;王船山“环保审美观”是构建生态化设计新理念的重要文化资源。研究船山关学与现代艺术设计新理念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彰显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爱国英雄谭嗣同

1998年9月28日是谭嗣同烈士殉难100周年。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激进派,富有强烈的爱国精神。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以他比肩于林则徐。孙中山、鲁迅等人,视为我国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城南。少年时代,他在测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的指导下读王船山著作,同时向当时北方有名的“义侠”王五（正谊）求教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青年时代,他博览群书,特别是刑墨子》、《船山遗书》及龚自珍、魏源     

自为经纬 成一家言——喜读李守庸同志《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一书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李守庸同志的《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一书,是近年来船山学术研究中的一项主要成果。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来说,据我们所知,则是建国以来大陆学者以中国古代某一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第一部专著。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的方法论,紧密联系王船山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学术活动和思想渊源,史论结合、纵横比照,引证详实、评判精当,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诸侧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剖析,从而使船山经济思想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要而言之,此书有如下突出贡献与特色: 一、专题深入,系统评述。船山学术,体大思精,他在“天崩地解”的时代,以“诚知得罪于先儒”的自觉批判精神,通过注经、衍子、评史、论政等形式,在政治、经济、哲学、史学乃至民族、军事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船山诗论与庄子哲学

王船山是一个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其诗论也深受庄子哲学的沾溉。他诗论中对创作的自由兴发、不尚人力的肯定,折射出庄子“吾丧我”思想的印记;他对自然空灵诗风的好尚,也源于庄子的天籁境界。王船山的情景交融理论,精到细致,前人不可企及。其中论述情景相互转化的部分,得益于庄子哲学中物与我、主观与客观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可以说,庄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为船山诗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

一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来源于我国传统的民主思想。他说: 几为仁学者,……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札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梨州之书。从谭嗣同的读书笔记《石菊影庐笔识》来看,它涉及我国古代著作几十部,他对其中不少的书都写有心得,可见,谭嗣同从我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中吸取了营养,其中也不乏古代传统的民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庄子》的“递相为君臣国,人人可以居之”,墨子的摩顶放踵之志,都对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的形成起了作用。谭嗣同在《上欧阳瓣姜师书》中说孔子是主张兴民权的,孟子“畅发民     

民国时期熊十力与船山学研究

熊十力的《心书》（1918）、《新唯识论》（1944）、《读经示要》（1945）等著作既反映了熊十力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历程,也大体反映了民国时期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心书》所论王船山学术是熊十力早年思考人生与哲学关系之时对船山“道器一元”论的初步体悟;《新唯识论》则以“翕辟成变”说对船山易学之“乾坤并建”等宇宙观有继承有批判;《读经示要》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四说对王船山学术及精神进行了总体评价,其有认同王船山学术之处,也有不认同之处。总之,因熊十力的哲学宗主、宗旨不同,其为学之道与王船山也就同趣异旨。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王船山在历史学上的贡献

王夫之(1615——1692)是明末清初一位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曲兰的石船山。从事著述,故又自号船山。他的著作有一百多种,有关史学的巨著有《读通鉴论》和《宋论》等。他在《读通鉴论·叙论四》里说:读史“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纵观他的一生,是能够身体力行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王船山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他确乎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朴素唯物论者。     

谭嗣同的民权思想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爱国救亡性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强,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倡导并进行了变法运动。谭嗣同(1865—1898)是这场运动中的左翼激进分子,他政治思想中的民权思想与封建君权思想根本对立,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一谭嗣同的民权思想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吸取我国古代传统的民主思想,而主要是吸取了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王船山、黄梨洲的民主思想。谭嗣同说,“凡为仁学者”,对中国书当通《孟子》、《庄子》、     

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

将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摆在论者面前有许多难以超越的障碍。其中较大者,有三: 一 关于船山史观,有的论者说:“如果说他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他的历史观却是唯心的,这样显然就陷于自相矛盾;反之,如果说船山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则在马克思以前还不好这么说。”(嵇文甫:《对于王船山历史观的一些粗浅认识》)认为在马克思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看法,是船山史观论者们遇到的第一个大的障碍。至今人们普遍的认为:在马克思以前,“旧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唯心的,而马克思以前世界各民族的唯物主义都是“旧唯物主义”者。     

论王船山诗歌的生死主题——以悼挽诗和游仙诗为例

王船山继承了张载的“绝学”,发展了先秦儒家所忽略的生死观。王船山否定长生久视,倡导载义之生、尽性而死、追求高尚人格的生命观,这一观点融化在他的诗作之中,是其诗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的发现对推进船山学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重读《薑斋诗话》——从哲学视角对王船山几个文艺观的再审视

从三个方面切入反思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王船山主要文艺观。以为学界对船山的文艺观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王船山在文艺观上所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他哲学观上的问题。     

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浅探王船山晚年工夫论思想--以《庄子解》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的“存神”为例

一般认为,王船山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的理论建树颇丰,相对而言,其工夫论方面则似有所疏略,至少没有特为强调。《庄子解》与《张子正蒙注》成书于船山六十岁以后,体现其晚年思想的发展趣向。“凝神”之于《庄子解》,“存神”之于《张子正蒙注》,都是极其重要的工夫论概念。本文将《庄子解》中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中的“存神”加以对照,试图从工夫论的视角探寻船山对于个体工夫与宇宙本体之间的哲学思考,初步发现此时的船山以神为核心,通过为功于气的方式,把个体修养与气化流行的宇宙联系起来,使工夫论纳入宇宙论的视域中来,这样,内圣之学就不拘囿于心性论领域,增强人对宇宙万物的责任意识。本文认为,从《庄子解》到《张子正蒙注》,从“凝神”到“存神”之重视,这中间体现出船山晚年对工夫论的思想发展,有其前后相续的内在理路。     

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论略

王船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最杰出的爱国者。本文试图对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一些探索。1 王船山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集中表现在当国家、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一切都要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之需要。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则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自定也”。他认为“夷夏之防”“天下之大防”中首要之防,是“万世守之而不可易”的“古今之通义”。而“君臣之义”是“一时之义”,     

王船山诗学思想的内在演变 ——以《唐诗评选》《姜斋诗话》为考察中心

王船山《唐诗评选》、《姜斋诗话》两部诗学著作的写作时间前后相距约三十年,二者较为明显地代表了船山中年与晚年的诗学思想.通过比对分析可知,船山诗学思想既有承续连贯性,也有嬗递变异处.船山对唐宋诗各个阶段的优劣升降,对杜甫、王昌龄诗的品评,对诗歌法度的态度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内在演变.     

论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船山认为,人不仅是“天地之心”,自然的“主持者”,还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具有意义的象征.在历史中“君相”固然可以“相天造命”,而“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历史是人参天化育的过程.一方面,人创造了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创造了人.可以说“相天造命”论集中体现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