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主义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本文认为近代民族主义不仅使梁启超以“维新吾民”作为“维新吾国”的主要途径,而且以开明专制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有效工具,这是梁启超主张自上而下近代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尽管它最终没有能够为社会所接受,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历史价值,而且重新认识梁启超对近代化方案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不无启迪作用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树立新的“国家观”，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新民”形象，二是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发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倾其多半生精力研究的民族主义问题，既有其理论价值所在，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复杂影响。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本文拟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以期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可以更好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民族主义与晚清民族国家认同——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从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造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革命派强调民族的血统,从单民族国家理论出发,提倡种族式的排满。保皇党人则重视民族的文化认同,鼓吹包容满汉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梁启超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其态度几次转变,反映了晚清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入思考。     

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宣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解

梁启超出于忧国忧民的认知与情怀,在《少年中国说》中表达了一种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忧国之心生发其民族主义的救亡呼吁,忧民之心昭示其民主主义的启蒙立场。致力于国家救亡的民族主义意识与致力于民众启蒙的民主主义意识交相并存,贯穿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主旋律都在此文中回旋激荡。学界应该重视此文发自启蒙立场的民主主义内涵,借以引导读者思考现代国家的少年应是怎样的少年、应该具有怎样的国民品质。     

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的反思

中华民族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从一个自在的实体变成一个自觉的实体,各民族既有高度的同一性,又自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同一性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保证,而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在当今时代,中华民族要发展,就要重视自身文化的民族性,也要认清文化的先进性,保持理性的态度,去追求能够带来和平安宁和文明的真正智慧。     

孙中山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比较

清末中国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二是国内的满汉矛盾。对这一复杂的课题 ,孙中山着重强调解决满汉矛盾的重要性 ,梁启超则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性。从国家民族理论的角度讲 ,梁启超的观点更具合理性 ,但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来讲 ,孙中山的观点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梁启超的审美趣味观

梁启超把趣味看成生活的根芽和基本内容,从中反映了梁启超审美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理想。在他的趣味论思想中,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并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更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他所谓的趣味,主要是指一种积极的、快乐的、有生意的情怀和充满活力与灵性的审美感受,具有丰满、充盈和富有生机等特点。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体现了他对人生、对生命的肯定,表现出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命意识。它以敏锐的感觉器官为基础,需要诱发机缘,表现为内在情感和外在环境的契合,体现超越功利的“无所为”与责任心的统一,并具体论述了获得趣味的三种途径和因势利导的趣味教育。     

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肩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王国维则怡然自得于学者的本分.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是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然而戊戌政变使两人交往一度中断,一放归故里,一流落海外。后来两人恢复了通讯联系,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是研究两人交往和各自生平的重要资料。其中于1982年公诸于世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便集中披露了对梁启超宣传功业的推崇与文字魅力的倾倒。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心心相映,可谓历代文人交往的典范。在黄遵宪百年忌辰(2005年)将届之际,回顾这一范例颇能给人启示。     

回顾与省思：梁启超和湖南时务学堂

梁启超对时务学堂评价颇高,而言及后来的教育界,则多表忧思。从清末时期之新式学堂,到民国年间的大学建设,梁氏皆曾亲任其事,出于切身体会的思考,也因而更具价值。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教习,乃因其新学造诣与变法立场,契合于湖南士绅讲求实学、开通风气的诉求;梁氏则将在湘事业,视为贯彻康派方针的良机。时务学堂育才良多,得力于维新时代的学风所成,梁氏等人对“立志”诸义的强调,也切中当下教育的某些偏弊。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以新政体代替旧政体。但是 ,应以何种方式对待旧政体 ,是用暴力推翻还是和平改造 ?应当建立何种新政体 ,是美式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 1次论争。论争以梁启超的妥协而告终     

进化论与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进化论思想的洋为中用上．梁启超、王国维产生了分歧。梁启超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用进化论宣传生存竞争的道理,希望借此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学无中西,借鉴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进化论问题上,梁、王二人虽有分歧,但他们的观点均具有现代性。     

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

1927年1月开始着手的《中国图书大辞典》,是梁启超生前从事的最后一项大工程。此书之编纂,与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与"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两大目标密切相关。借助其同时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的双重身份,梁启超聚合学生,在原有的"四库"图书分类上,结合现代图书法作了若干新尝试。此书虽因梁氏1929年1月遽尔去世,未能完成,却已为日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急需人才,更造就了一些日后卓有成就的专门学者。其实践证明,从图书馆入手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