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     

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性质尽管在学术界还存在分歧 ,但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的社会 ,举凡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人口、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整合和社区等等 ,都在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之内 ,这应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 ,我们应当如何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使社会史研究更加深入、扎实。历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倾注了不少心血 ,而社会学界对社会史则关注不够。社会学界要研究现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 ,其精力一时似乎还难以顾及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但对社会学界来说 ,社会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研究领域 ,从长远来看 ,社会史研究的…     

社会史研究简介

一、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1、认为社会史突出研究,以人为主体。 2、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小概念的“社会生活”,即生产活动的社会生活。 3、认为用社会学的办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 4、认为社会生活史和社会形态史共同构成了社会史,后者是骨骼,前者是血肉。 5、认为社会史的中心就是研究社会文明的进化,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的进化。     

"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文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文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浅论社会关系与社会史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阶级关系不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关系；从社会的横向看，阶级关系不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全部关系。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多彩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体内容，才能使社会史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价值，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形成健康文明的人际关系提供借鉴。     

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

对于社会史研究内涵的理解 ,海内外的学者还有所不同。当我们进入新世纪之时 ,回首社会史研究的历程 ,便会发现作为现代史学的社会史研究 ,既产生于 2 0世纪 ,又在上一个世纪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概言之 ,欧美史学界在 50年代以前的早期社会史研究重在社会经济史 ,比较强调宏观社会史 ,重视总的历史 ;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更多的是属于历史的综合研究 ,主张长时段的研究 ,受计量史学影响比较大 ;近一二十年的社会史研究则表现为社会文化史 ,重视微观研究 ,对叙述史学有一种新的回归。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在 50年代以前主流是社会史大论战 ,50至…     

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

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王先明当１９８６年聚集天津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家们正式揭橥“社会史”研究的旗帜时，人们还未曾真正从一个学科的理论高度去评判它的历史走向及其命运。史学家们最真切的感受是，在普遍的“史学危机”的感叹中，“开展社会史研究则是开创史学研究...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历史要素的制度性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的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和巨大进步,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社会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化,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历史现象和历史场景的再现,加深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 ](P450)马克思的这句话,非常深刻地讲清了社会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加强和发展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定位问题

在当代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一直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西方社会史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竞争中,以其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独秀于史学之林。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势头甚健,学术成果也引人注目。但社会史的学科地位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人们,从学科理论的层面上,影响着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1995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常宗虎《社会史浅论》一文,彻底否定了社会史相对独立的学科价值,认为社会史本质上届于“泡沫学科”。此说颇具影响,加重了人们的困惑。对此,笔者在《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再谈马克思恩格斯与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论文中已有所论述,但意犹未尽,故撰是文以供讨论。     

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刘泽华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泽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张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把握历史。他通过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所得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刘泽华自觉地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也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他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近年来，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思想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不同方法，都对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学术、思想挑战，对反思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重视理论指导

众所周知,新时期史学发展繁荣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借用英国社会史学者哈罗德·珀金的说法便是:"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独立,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1](P144)然而,当前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在业已问世的诸多社会史著作中,至今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甚至连一部包括中国当代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通史也没有,这种研究现状必须予以调整和改进.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化解矛盾、消除冲突、解决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平稳和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史.     

区域新闻史：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社会史的"整体性"与"田野工作"

与传统史学不同 ,社会史着力关注普通民众 ,展现日常生活 ,深入具体社群 ,还历史以“整体性”面目。作为人类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法 ,“田野工作”可以为社会史学者所借鉴 ,以改变史料搜集的途径 ,丰富历史提问方式 ,重现社会生活情境 ,解读地域性知识 ,从而实现社会史的“整体性”目标。     

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一纵观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我们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１年；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２年至今。在第一阶段初始发动期，标志着中国社会史从停滞走向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８日，在天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主持召开的中国大陆首届社会史研究会。在这次会上，来自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等各界学者在一起探讨了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及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专史、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与会者提出了开展…     

胡中生

胡中生，1972年生，安徽桐城人。2003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毕业，现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与徽州区域社会研究。     

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刍论

目前 ,学术界对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及其实现过程还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分析了新史学“总体史”范畴的发展及其内在联系 ,说明社会史的整体研究的方法应和“社会”的整体联系性相统一 ,只有看到隐藏在社会、社会生活的表象下面的多重结构和相互联系 ,社会史才能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深层次把握 ,从传统的“事件—叙事”史学模式发展到“问题史学”的新史学模式。     

近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国历史编纂学在经历了 14至 19世纪的衰颓之后 ,到了 2 0世纪 ,似乎又重新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历史编纂学的思想倾向趋于开放 ,历史观念得以更新 ,材料、内容和领域也大有扩展 ,社会史和经济史等诸多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进步。而结合思想史实、超越中西藩篱 ,则可谓为历史研究发展的方向所在。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