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谣言不再局限于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特定范围的传播,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降低网络谣言的危害,必须努力把握其形成机理及其传导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网络舆情分析研判,保障民生需求,维护群众利益;坚持信息透明原则,及时公布准确信息;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加快培养微博意见领袖。媒体应该自觉承担清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民众的谣言免疫力,从而构建起应对网络谣言的长效机制。     

网络谣言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谣言已成为传播领域中一大公害。因此,须通过加强主流文化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政府辟谣机制建设,有效发挥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的作用,完善网络行为法律制度,加强互联网技术管理创新,培养网民的社会责任感,解决深层的社会原因等措施来应对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的负效应与社会正能量应对

网络谣言通常利用网络传播各种谣言,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以最近发生的网络谣言事件为样本,具体分析网络谣言的特征、传播方式、危害等,帮助网民更加清楚地了解网络谣言的特征和危害,有助于规范网民的网络传播行为,整治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同时激发人们强化社会正能量,以弱化谣言的负效应。     

从网络谣言看信任危机

Web2.0时代,互联网已然成为谣言传播的主要平台,网络谣言的泛滥成为我国转型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然而,谣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全社会信任度降低。透视谣言泛滥的背后隐藏着政府公信力下降、媒体公信力下降以及专家系统公信力下降等信任危机。在此,应从制度性约束和非制度性约束两方面入手建构信任的社会环境以消除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     

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生成和消解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充斥某种谣言,谣言是一种未加证实的传闻,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激化和点燃效用。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性事件中盛行,主要源于转型期间特殊的社会情势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事件本身的起因,深究之,民众不加辩解地选择相信谣言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要想消解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除了及时客观全面公布真相和排除涉事一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公布权利之外,还要对造谣者和恶意传播者给予法律手段上的规制,更要依赖于社会公平环境的形成和公权力运行的规范。     

网络监督中应处理好的四对关系

网络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监督过程中应处理好网络监督与网络谣言、网络暴力、媒体审判以及传统媒体监督的关系.网络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网络监督的方向,在网络监督的过程中,要努力抵制网络谣言,并和其进行“赛跑”;网络暴力是一种网络侵权,要对网络自由表达的手段和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网络监督有时会发展为媒体审判,这会危及司法独立,但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即保障社会公平;传统媒体是对“网络监督”的监督,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共同推动了舆论监督的大发展.     

针对网络谣言的政府义务

目前,"谣言"一词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迄今并未形成一个众所公认的基本界定.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总结出有关"网络谣言"的两个较为显见的特征:其一,网络谣言借助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加以扩散,其传播更为迅捷,受众更广;其二,"网络谣言"多与当前受瞩目的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相关,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不过,某些网络谣言虽关涉公共事件,但其本身对社会生活并不构成实质影响,而最多只是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这些网络谣言,听之任之也无妨;但当网络谣言将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时,那么由于现代国家中的政府担负着对公众的生存照顾义务,因而平息可能招致严重弊害的谣言、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便成为了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多层面相上网络谣言的悖论特性及长效治理

网络谣言是网络时代一种复杂的谣言现象,它具有"模糊性"的社会事实特征、"感染性"的社会心理特征、"集体性"的社会行动特征以及"工具性"的社会功能特征。社会管控思维把这些多层面相上的复杂特性片面化为"虚假性""盲信性""非理性"和"风险性"。长效治理就是要辩证审视网络谣言的悖论特性,在找回其"现实性""盲疑性""诉求性"以及"机会性"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公开,加强社会建设;重构社会信任,提升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展开公民教育,提高公众的理性行动能力;构建社会安全阀,增强社会结构承受冲突的能力。     

善治语境下网络谣言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

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网络谣言的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社会主体间权力和利益具有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为此,在善治语境下,有必要对政府的作用范围及方式作重新界定,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从单一到多元的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优化方案。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及治理

全媒体时代,网络政治谣言表现出传播路径圈群化、传播速度迅猛化、传播话语修饰性等新特征。就其本质而言,网络政治谣言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和价值"的存在,它不仅扰乱稳定的政治生态,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还影响人们对主流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对此,政府应通过加强网民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网民政治素养,强化网络监管、依法打击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及时辟谣、构建政府信息公开长效机制等措施,斩断网络政治谣言传播的链条,消除网络政治谣言的不利影响。     

第四媒体与政府治理

第四媒体即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互动媒体,推进了政府的民主治理,提高了行政效率,促使政府治理方式革新,实现政府治理的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网络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成为政府和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同时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也应对互联网进行引导和规范。     

微博时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

近年来,随着微博的异军突起,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微博成为推动突发事件的重要力量。然而,也应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对新兴媒体传播规律的了解,导致在应对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出现缺位。同时,微博也成了谣言滋生、扩散的重灾区",网络水军""网络推手"恶意炒作和左右网络舆论、操纵网络民意,形成"网络暴力",将公共事件进一步变成社会行动,直接危及社会稳定。为此,应从刚性维稳向韧性维稳转变,重视政府微博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推进传统媒体与微博的互动;加快培养微博意见领袖。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惊人、受众范围广、证伪困难等特征,从而具有一般谣言无可比拟的危害。我国对于网络谣言的规制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由于立法缺乏专业性以及网络监管的权力结构不合理等原因,网络谣言治理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今后我国政府应通过完善立法惩处造谣传谣者、明确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推广网络实名制、强调互联网行业自律和网民自律以及革新网络规制技术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同时,应当在制止网络谣言和保护言论自由之间划定精准的界线。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网络舆情管理的策略探析

现今政府在面对网络突发事件时“大包大揽”的“一元化”治理手段显然已无法有效的应对日趋复杂的网络舆情。如何与主流媒体协同合作,发挥社会组织优势,鼓励民众参与,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思想应对网络舆情已成为我国政府亟待探索的重课题。     

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

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在心理学的视角下,这种个体对政府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可以称为政府信任感。政府的绩效、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社会文化、媒体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个体的的层面出发,民众的政府信任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风险性的政府信任行为的结果使得民众不断更新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信任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基于SIR模型的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令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极易污浊民众思想、混沌网络生态.为避免网络谣言继发作用于现实空间,必须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经典SIR传染病模型在人群分类、扩散原理上与信息传播存在相似性,其降低感染率、提高免疫率、把控潜伏期等思路能够予以网络谣言治理以启发.厘清SIR模型利用传播节点、传播过程控制疾病流行的有效举措,可梳理出网络谣言的易感者、感染者、免疫者及传播链条,并进一步提出具体治理策略,如把控传播要素、利用"空窗期"和抓取重要节点等,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新的策略参考.     

基于谣言的网络舆情机制研究

对基于谣言的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分析,揭示谣言与网络舆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公众和政府两个角度出发,论述关注基于谣言的网络舆情的重要意义。基于谣言的网络舆情应对,通过树立三种意识、搭建三个平台和构建三个环境的方式,实现多角度分析、多方面力量融合的系统性监测与管控。     

竞争与共存:信任网络视阈下政府合法性探析

信任网络是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政府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保证,其本质是民众对政府以信任为基础的遵从。政府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存在竞争。政府信义降低,用于公共利益的资本减少,而强制力的使用增加,只能导致政府的可依赖性和合法性衰微,从而其他非制度化信任网络兴起。政府嵌入社会关系,包括培育信义、积累资本、平等融入社会信任网络,是赢得民众支持和实现政府合法性最为理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