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并非曹操第三子

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大多以曹植为曹操“第三子”。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明，曹植并非曹操第三子。曹操第三子是曹彰，曹植应是第四子。     

曹操立嗣问题考述--从一个侧面看曹操与世族的斗争

曹操立嗣看重诸子的才能,不以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为意.曹操最早有意传位于庶子曹冲.这是一位天才.曹冲早死,他又看上了曹植,但年长的曹丕在朝廷内外广泛交结,赢得了世族元老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曹操支持曹植组织力量,与曹丕相抗,引起了激烈的纷争.因此,在曹丕、曹植争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曹操与世族势力的冲突.为了顾全大局,曹操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确立了曹丕的太子地位.     

迄今我国最完善的一部七子总集——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集中代表。辑校编纂他们的文集,是研究建安文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继曹操、曹植、王粲的集子整理出版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俞绍初先生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作为国务院十年     

论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正>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建安,是东汉末献帝的年号。它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建安元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汉政权名存实亡,曹操成为北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建安二十五年,六十六岁的曹操卒于洛阳,曹丕随即废掉汉献帝年号,改新王朝称魏。但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并不严限于这二十四年。它实际上是指汉末魏初约半个世纪的动乱岁月。建安文学,是以“二祖陈王”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为中心,以“建安七子”及其他重要作家为辅翼而形成的邺下文人集团,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有一段说明:“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     

屈骚遗韵与英雄幻梦:曹植游仙诗的思想意蕴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操、曹植父子较早大量地创作游仙诗,曹植更率先以"游仙"名篇.曹植游仙诗共计十题十一首,约占其传世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一.可见,创作游仙诗是曹植抒泻情感的重要方式.本文对曹植游仙诗的思想意蕴进行分析,认为曹植游仙诗的实质是以列仙之趣来坎壈咏怀,其精神内核是屈骚精神.曹植在游仙诗中塑造了极为开放、自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实际上是其未竟的英雄梦想的虚幻延伸.     

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原是东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文学史上所谓建安文学,时间范围稍广,指曹操、曹丕、曹睿(所谓曹魏三祖)当政的一段时期,即汉末魏初。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和党锢之祸,沉重地打击了提倡儒学的豪门世族。后来曹操尚法术,曹丕慕通达,都不重儒学。曹操、曹丕、曹植、曹睿等都爱好文学,不但自己大量创作,而且手下招集了许     

曹操游仙诗新论

曹操诗之较完整者现存20首,而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游仙题材,这样高的比例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曹操在中国历史上要算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英雄,其诗歌创作亦复“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从这样的背景来看,他的游仙诗当不至于象过去若干论著所说的那样,完全是追慕神仙幻境、消极颓废的东西。近年来论者们肯定曹操的游仙诗,往往以为诗中的求仙乃是求贤的隐喻,可惜论证无力,未足起信,楚虽失之,齐亦未为得也。事实上曹操本人并不相信神仙。《文选》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李善注引曹操《善哉     

从曹植赠送诗看其前期的政治处境与思想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以才见异”,深得其父曹操的赏识与宠爱,曾多次考虑要立他为太子。建安十六年封为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菑侯。他的从建安九年到二十四年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邺中度过的,平时多与邺下文人过着宴欢游乐、诗赋唱和的生活。后期,由于前期有几被立为太子的问题,受到曹丕与其子曹睿政治上的     

有关曹操与曹植的两个话题

曹操与曹植均居于建安时期文坛领袖地位。历代典籍文献所记述曹操生平事迹的段落,其中,包含着人们对曹操的各种评价。这些评价,不论从何种角度、何种立场出发,都大体上以事实为依托,从不同层面上揭示了曹操的个性特征,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曹植有许多称谓,如东阿、绣虎、七步之才、八斗、陈思、陈王、建安之杰等。与这些称谓相关联的典实又有:七步、七步成诗、倚马、倚马才、倚马可待、八叉、咏絮、柳絮才等。了解曹植的称谓及其有关典实,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他的文学成就。     

鱼山曹植墓

鲁西平原东部边缘的东阿县境内有一座海拔82.1米,回围200余亩的小山丘,名叫鱼山。在它的西麓,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座闻名遐迩的千古陵园,三国东阿王曹植墓。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第三子,曾丕的亲胞弟。少有文才,为曹操所宠爱,曾几次欲立为太子,后因任性放诞而失宠,及曹丕、曹叡相继为帝,曹植备受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远离京师,频繁改换封地。魏太和三年,曹植曾被封为东阿王,历时四载。曹植在东阿时,经常登鱼山游览。太和六年他又改徙陈王(今河南淮阳),是年十一月郁郁而病逝。卒谥思,故世称陈思王。太和七年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三曹休闲之探颐

三曹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活之余,有许多值得玩味的休闲方式。诗文述志是曹氏父子的休闲方式之一。“志”对于曹操来说是济世之志,对于曹丕来说是追求人生的不朽,对于曹植来说是诉说人生的种种机遇。游宴娱心是曹氏父子的另外一种休闲方式。曹操在游宴中不忘抱负和政治炫耀,曹丕则在游宴中享受人生的快乐,而曹植在其游宴活动中,更多的是附和之作。饮酒也是三曹的主要休闲方式之一,对于三曹来说,酒能见智。曹操饮酒、献酒、戒酒、劝酒,拿捏很有分寸;曹丕对酒理性把握;曹植则“饮酒不节”。汉代社会滑稽、俳优等娱乐活动非常盛行,曹操的滑稽体现的是真率,曹丕体现的是风范,曹植体现的是才华。在养生观上,曹氏父子都推崇顺应自然之真。在其他的休闲方式上,曹操体现的是通才,曹丕体现的是享乐,曹植体现的则是文人雅致。     

曹植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在政治上,他本来是继曹操之后最有希望的继承者,但其因自身性格的局限性,连续触犯政治家、才子、人臣、皇室之大忌,失宠于曹操,见忌于曹丕,受制于曹睿,最终少有建树。曹植理想化、情绪化却又恃才傲物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     

儒家"成人之道"在曹植后期辞赋中的彰显

儒家的"成人之道"希望人们做"全人",并提供了范式.曹植生于王侯之家,儒家文化熏染使然."成人之道"范式伴其终生.随着曹操的逝世,曹植的人生陷入囚徒般的泥潭,人生态度发生较大变化,但其辞赋中却彰显了儒家的"成人之道",其作品内容体现着他一直恪守着"君子"的价值目标,恪守着价值能力上的"仁",价值取向上的"义",价值规范上的"礼".     

曹氏父子文学功用观与文学自觉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时期.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不仅重视文学创作,而且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对文学施加影响,催生了建安风骨这一文学审美风范,实现了文学自觉.     

试论三曹诗文中的生死观

生与死是永恒的主题。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 (曹操、曹丕、曹植 )以独特的视角、独到的意识在创作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辨 ,阐明了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生死观。     

两个谋士

曹操为立世子的事拿不定主意。大儿子曹昂，二儿子曹铄，一个战死，一个早天；三儿子曹丕勤奋听话，各方面都不错．按长幼顺序当然应立曹丕为世子：但是。他的另一个儿子曹植才华横溢，深得他的宠爱。立哪个为世子，曹操举棋不定。     

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曹操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就历史评价而言,其文学成就虽然不小,但是逊于二子曹丕、曹植。迹其文学生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诗歌创作量较少,且以四言为主,文章基本为实用性的政令文,因此缺乏文学地位;其二是,在高度发达的建安文坛,文学理论讨论日盛的状况下,鲜有对文学理论的论述和见解,缺乏理论总结。事实上,曹操实实在在是一个文坛指引者和理论践行者。在语言上他以为政论文应该遵循"指事而语""反对浮华"的创作要求;在作者方面,他反对"学问肤浅,所见不博"的创作者;在说理上,认为只有经得起"悉难"才是巧文。他的诗歌创作则体现出一种大情怀、大悲悯的阔大气势,彰显了"文以气为主"的美学风格。统观诗文,处处体现对文学"经国之业"的追求。曹操虽然给后世留下的创作理论仅存只字片言,但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为诗为文的基本要求与框架下展开,甚至可以说,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经国之大业"的美学追求实际上是对其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     

试论五言诗的成立及其形成的三个时期

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曹丕的《黎阳作》其三为延康元年六月的作品,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是建安十七年正月的作品,五言诗的成立,分为曹操的探索期、二曹六子的成立期和曹植的完成期三个阶段。     

“审己”与“知人”——从吉川英治《三国志》看中日曹操形象的分野

通过与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的比较,我们发现中日曹操形象出现了分野。这种分野,正是出于日本民族"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曹操这一形象在日本文化有意和无意的过滤中发生了变异。他们从罗曼蒂克式的诗人性格入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封建道德的束缚。"知人"以"审己",通过考察曹操形象在日本的流变,将为我们重新审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提供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去重新解读本民族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