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汉人宗族发育过程中的等差数列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汉人宗族以等差数列的方式向前发展,其发展差数为五世(实际代数为四代).它经历了从春秋时期的五世宗族,到九世宗族,再到西汉时期《尔雅·释亲》十三世宗族的跃迁.而后至宋代“欧苏谱法”,继承了这个差数跃迁原理,明确了“五世一提”或“五世一图”的思想,为近世十三世以上的大规模宗族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铺平了道路.这可以在中国汉人地区获得广泛田野证明.中国宗族的这一发育原理有其先验认知图式的支持,是中国古代宇宙观和空间政治观的一种投射与体现.后世大规模宗族的出现并不单纯是开襟臣民祭祀始祖的作用,与“百世不迁”的大宗法模式无关,亦非单纯遵循自然的人口世代繁衍规律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图式的规定.     

"同姓不同宗":对黄宗智、杜赞奇华北宗族研究的商榷(上)

在挑战弗里德曼的宗族解说模式时,黄宗智、杜赞奇以外显姓氏符号进行华北地方社会的宗族建构.然而,本人在山东后夏寨所做的田野工作表明,华北村落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社会事实.就此而言,以姓氏符号建构的宗族,不足以解释华北村落的实际亲属结构和复杂的村落政治现实.     

村落领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本文运用满铁调查材料与田野调查资料对满铁调查村落领袖进行历史人类学的探讨。在考察和分析村落领袖的参政动机、当选逻辑、治理行为之后,还就村落领袖类型做了划分。研究表明,目前在华北满铁调查村落,宗族已难以作为主要的村落选举动员机制,但黑社会却具有这样的选举能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涉黑成员的"漂白"行为及村干部的"黑化"现象。就基层民主选举而言,现今选举设计有利于涉黑的赢利-强人型人物当选,却不利于村落发展。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宗族组织的重构与转型初探

在当前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同时,来自村落原住民、外迁村民、市民等各类群体的不同需求,导致具有群体整合功能的乡村宗族得以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族群个体需求与时代发展,宗族组织本身也做出大量适应性调整,逐步由传统的实体性功能团体转型为象征性的文化社群,它的重构与转型,对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 --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

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是客家研究中一个重要而饶有兴趣的问题,但迄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纷争处理的几种形式、程序及其背景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反映出,其社会管理主要依靠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基层自治,宗族领袖、地方精英在村落社区事务中发挥着组织、协调的作用,体现了村落社区内部高度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客家村落社会控制还存在着部落社会的种种痕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社会文化中的非汉族因素及其法律发展的文化背景.     

实践、困境与突破: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策略与路径选择——以广东为例

传统村落是历史上人类聚居而自然形成的聚落形态,其存在实现了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目前广东民族地区一些传统村落面临破败甚至消失的危机,亟待进行全面的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发展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有利于保存传统村落中的历史人文印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住村貌、记住乡愁、延续历史文脉;有利于总结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类型特征,剖析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

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伴随着宗族概念的厘清,从事宗族社会史的研究者需要从文献和实践结合的层面重新审视北方的宗族问题.在此背景下,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宗族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区域.     

学者在场的人类学意义——村落知识生产经验反思

在村落做田野研究的学者与村落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而是有更多层面、更为复杂的内涵。对于村落而言,学者的在场有何意义？站在学者的角度,他们又是否认可村民赋予自己的这种在场意义？通过讲述贵州屯堡村落与学者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些问题会从表面纯粹的研究背后凸现出来,提示在村落做研究的学者,除了认识村落之外,还应肩负起别的责任。     

试论先秦时期的宗族与宗族社会救助

宗族救助是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宗族是以九族为限,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宗族网络之中。宗族成员之间要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救助的主要内容有救助贫困的族人、孤子及丧葬救助等。先秦时期的宗族救助对于加强宗族团结,维护宗族的生存与繁衍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宗族与墟市关系的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宗族具有控制和影响基层社会的功能 ,其深深地介入地方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中 ,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与支配作用。宗族通过对农村墟市的控制 ,达到对地方政治经济的控制 ,并在地方文化创造及有关活动中发挥着影响。通过对宗族与墟市关系的探讨 ,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认识     

“跨民族”宗族共同体研究——以偰氏、完颜氏和赵氏宗族为例

江苏、甘肃两省三县偰氏、完颜氏和赵氏三个宗族在历史和当下不断跨越他者边界,形成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时空的宗族共同体,宗族成员找到归属感,宗族内部具备关怀感,宗族组织具有使命感。在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社会结构序列中,宗族成为民间合法的最高层级组织。宗族共同体跨民族特性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在对"边界"的跨越和消解基础上建构一个更高层级的上位群体,从而由"我们"和"他们"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我们"之过程。这种不断拆除边界、吸收"他们"变为"我们"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缩影,秉持了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混元""连续统"思维模式,传承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和讲究"天、地、人"融合的"传统主义",小到个人修身养性,中到宗族关系处理,大到国家的发展,都有着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我们"感的共同体思想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启示和助益。     

论党项宗族

宗族存在于整个党项社会与西夏政权的全过程 ,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派生出许多支系 ,一个强宗大族往往包括若干个乃至数十个中小家族。大大小小的宗族首先是一个军事实体 ,越是强宗大族 ,拥有和控制的武装力量也就越强越大。同时 ,宗族还是一个经济实体 ,在这个经济实体内 ,既有农奴劳动 ,又有奴隶劳动 ,包含着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经济成分     

论清末民初陕西地产交易的宗族性

中国古代宗族血缘观念的深厚和聚族而居的特点,决定了土地买卖的宗族性特征非常明显,买主身份从宗亲血缘的视角来看,呈现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显著特征.在买主身份方面,亲族购买者比例较高,原因在于亲族对族人出售的地产具有优先权;所以,土地在宗族内交易的比例较高,几乎占地产交易的一半.最后,宗族对寡妇出卖土地的行为更为慎重,有大量族人作为中人参与、见证寡妇的土地买卖.究其原因,主要是宗族在地方社会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力决定的;另外,还在于国家法律对宗法族规的支持.     

浅谈浦江县郑宅镇镇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传统村落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它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的生态景观资源,是祖先遗赠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财富,保存着年轮的印痕和光阴的故事。郑宅镇镇区传统古村落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做好保护和利用工作,对郑义门古村落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浦江县郑宅镇镇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传统村落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它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的生态景观资源,是祖先遗赠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财富,保存着年轮的印痕和光阴的故事.郑宅镇镇区传统古村落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做好保护和利用工作,对郑义门古村落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陕北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该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开发较晚,其宗族形态呈现出了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以往学界对我国的东南宗族关注较多,对北方尤其对西北的宗族关注较少。本文就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作一探讨,以期为宗族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区域个案。     

变迁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村落仪式民俗——以布依族“报笨”为例

社会转型与变迁成为村落生存的外部环境诊断意味着村落后乡土特征的呈现,这促使村落以内部结构调整与文化变迁来消解来自外部环境之不一致带来的不适。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特殊性将村落与民俗二者绑定为一体,仪式民俗的展演是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实践结果。"报笨"作为布依族重要的仪式民俗,面对其社会空间变迁所呈现的式微值得关注。面对布依族村落后乡土时代背景下"报笨"民俗传承的困境,"报笨"民俗在村落变迁中呈现消逝和融合之外,亦可探讨其他可能性出路。     

宗族与村庙——粤西潭村石头庙与潘姓宗族

本文以粤西潭村为个案,从乡村社会的信仰仪式与宗族整合和认同的视野入手,分析了该村的村庙与宗族的整合模式,并指出传统生产方式的恢复是民间信仰复兴的最根本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