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本文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该文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魏晋书学中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研究

魏晋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儒学信仰产生了危机。魏晋士人开始追寻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探求,把思想引向了玄学。史家称此为“人的觉醒的时期”。人们主张个性张扬,追求“简约自然”的艺术神韵和趣味。这种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潮,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之中。文章旨在探讨魏晋书法理论创作中自然观的思想渊源,书法创作中主体所具有的“心斋之心”,以及书法形态、书法品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自然观念以及对后世书学的影响。      

中古文学批评模式论纲

传统文论是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的,由此构成各个时期的批评模式,汉魏六朝即中古时期,汉代为题材批评模式,魏晋为文体批评模式,南朝前期为风格批评模式,南朝后期为鉴赏批评模式。各个时期的主流批评模式下又有其他批评模式存在。     

陆机、刘勰的艺术想象论探源

众所周知,陆机,刘勰是魏晋六朝时期文艺思想的主要代表。对于艺术想象问题,他们的认识虽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大体一致。魏晋六朝是玄学的时代,而玄学则是先秦道家、尤其是庄子精神的发扬。庄子哲学对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各结构层面都有深刻影响,文艺思想亦莫能外.从陆机、刘勰对于艺术想象的认识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理论与庄子思想的源流关系.在我们看来,陆机、刘勰正是把庄子“虚静”以“游心”,“游心”以体道的思想引入到世术理论中,从而     

挽歌在魏晋时期的演变

挽歌通常是作为死者送葬的歌曲使用,表达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之情.但挽歌体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东汉时,出现"以挽歌为乐"的现象,尤其是到魏晋六朝时期怪异而复杂现象越来越多.魏晋时期正处于起承转合的重要阶段,出现新的衍变,这与玄学、佛学的兴盛、魏晋文人风尚等有着莫大的关系.     

论书法美学尚“趣”思想的历史嬗变

“趣”是中国书法理论批评视野的重要审美范畴,书“趣”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书法审美概念,它在汉魏六朝被引入书学批评中;唐宋时期得到充实和发展,并逐渐升格为一个书法审美批评范畴;明清时期,论家对“趣”作为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来源、生成等予以了深化论述,“尚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兴局面,体现为一种时代艺术精神和一股艺术审美思潮相别于前朝。     

魏晋隋唐道教哲学思想述评

魏晋隋唐时期是道教得以发展和达到兴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道教仍以老庄道论为本 ,同时又结合儒学、融合佛学 ,形成了独特的理论 ,使道教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从魏晋道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到隋唐道教“重玄学”体系的形成 ,可以看到道教哲学在发展中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包容性     

六朝书论中的“骨”论

"骨"是六朝书论的核心范畴,多指对书法笔力的要求.六朝书论中"骨"论的美学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书法艺术美的根本在于力美.六朝书论中"骨"论的兴盛,缘于汉末魏晋人物品评的风习,也缘于六朝文艺批评的需要.     

音实难知——魏晋六朝多元解释思想总论

魏晋六朝是中国解释思想的重要转型期。在此之前，西汉今文经学的政教阐释模式使所有解经者都沿看一个路向作或美或刺的主观理解，东汉古文经学又集体转向通过语言解释方法直达圣贤元意和经典本旨的所谓客观诠释。只有到了魏晋，真正个体性的解读才开始在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玄学思潮中依稀呈现，王弼、郭象、嵇康、葛洪、刘勰等人的解释思想和话语，彰显魏晋六朝解释思想的多元祈向与特征。     

晋人尚“清” 略论魏晋南北朝书家的精神气质与书法艺术格调

魏晋南北朝的节法艺术是在玄学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可以影响到艺术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察到玄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关联。而玄学对艺术之所以能够发生影响,正因为魏晋人将玄学心想生命化,并将融化了玄学精神的生命情调投射到艺术中去,创造出具有独特时代气息的新文艺。书法艺术正是能够将玄学趣味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一种艺术形式,正如宗白华所说：“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如果我们要寻绎魏晋玄学、魏晋风度、魏晋书法三者相互陶染而又息息相通的一种精神品质的话,那么这种品质可称之为“清”。从玄学讲,为尚“清”之思想；从生命情调讲,为尚“清”之风度；从书法艺术讲,为尚“清”之美感。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魏晋玄学与魏晋音乐初探

魏晋时期,在玄学兴盛的两百余年中,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席卷当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对魏晋音乐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玄学思潮浸润下,魏晋音乐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强调音乐"和"的本质特征,造就了一代音乐作曲、演奏名家群体,凸显充满玄学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独特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辨对构建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作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上)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及魏初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

魏晋法律在形式即体例方面具有浓重的名理学化、玄学化色彩。当时舍具体、重抽象的学术风气,名理学“循名责实”的特点,玄学重视理论辨析、抽象思维的风格,对法律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律》、《法例律》的出现,以及对律目篇章的调整和析分,更是当时学术风气的直接产物。因此,名理学和玄学是推动魏晋法律新体例确立的主要动力。     

茅山宗与重玄学

魏晋是重玄学的奠基期,唐代是重玄学的鼎盛期,也是道教教理教义和道教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茅山宗的教理中,就有重玄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上溯到宗道先生臧矜.臧矜乃梁武帝时国师,学识渊博,智深幽微,深受礼重.臧矜撰有<道学传>一卷、<道德经疏>四卷.据<旧唐书>记载王远知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矜.王远知传潘师正,后潘师正又传司马承祯、吴筠.     

齐物养生，与道逍遥——魏晋游仙诗与玄学

“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魏晋时期,各种诗体纷呈,游仙诗亦于此时大盛,这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玄学密切相关。本文拟就魏晋游仙诗与玄学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论六朝时期镇江书法的价值与风貌

六朝时期,镇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都会。尤其是三国东吴早期定都镇江,促进了镇江文化、书法的发展。加之晋室南迁,众多书法名家随之来镇,形成了“书人辈出,南朝风流,千古美谈”(祝嘉“书学史”语)的兴盛局面。本文着重阐述六朝时期镇江书法兴盛的条件和因素,并通过近年在镇江出土的一批六朝墓志和书法碑刻来论述其书法艺术的价值与风貌。     

论六朝祖饯诗

六朝祖饯诗从建安曹魏时期发端,经过两晋刘宋的发展繁荣,到齐梁之际达到高峰。综观六朝祖饯诗,应制性诗作与感怀性诗作在感情抒发和结构模式上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六朝是送别诗史上一个高峰时期,究其原因,与古代祖饯仪式活动、其时上位者的提倡及古人重别感发有着紧密的联系。六朝祖饯诗的发展在六朝诗歌史和诗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唐人送别诗有着客观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