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虫夏草产地的政治和文化传导——阿尼玛卿山虫草社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

阿尼玛卿山虫草经济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和阶段:开放式的散挖阶段,人们争相涌入草原采挖虫草,个人获利,草原生态破坏加剧;禁而不止的限采/禁采阶段,草原承包制推行之初有名无实,外来人口难以控制;合同承包的市场经济阶段,草原承包制推行,草原收益和管护归牧民,政府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社会服务者,社会、市场和草原生态步入有序轨道。政治传导给虫草社会带来一系列正负反馈:牧民生计机会与草原生态压力;虫草经济的繁荣与草原不可持续;市场波动与贪腐之风。文化传导在经济领域的强弱是由社会语境决定的。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阿尔泰山草原汉人群体的生计适应——红墩萨亚铁热克村的调查

文章对嵌入阿尔泰山草原150余年的红墩汉人群体的生计适应做了研究。研究发现,汉人群体表现出了较强的主体性,在生态环境、社会、文化、政治和族群关系构筑的情境中创造性地通过混合生计的生成与再造在游牧民的世界中实现了生存和发展。红墩汉人的个案说明,人群的生计抉择是适应策略的一部分,不仅涉及生态,还涉及外在世界的变化与人们的资源利用行为。生态人类学的生计研究应跳出生态适应的单一框架,更加注重生态社会与文化等不同层次的适应关系。     

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社会约束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构筑为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现代两大阶段中的村寨经济转型,表现为这一体系传统经济目标、组织结构与性质特征的全方位、整体性但也有相当保留的质变。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现代转型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引导和制约中开展的,它们不仅展现为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机制,展现为以互惠为核心的内生性社会制度对村寨共同体社会存续与商品化阻滞的双重性,更展现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非一致性矛盾制约及其在当代交织融合的可能。     

文化视野中的水族经济行为

行为或经济活动依赖于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历史条件等因素的作用下,水族的小农文化特质综合体、宗族文化特质综合体、水书文化特质综合体得以形成。这些文化综合体又作为水族人的生活方式渗透于水族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引导、约束、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形成了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与多种生产并存的生计选择;注重宗族体系和社会关系;分配的平均化倾向与社会夷平机制;强调制度规范的遵守和对行为约束;平衡、转化、不走极端的行为倾向等经济行为特征。     

少数民族地区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面对我国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急剧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主题,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和全过程。本文阐述了草原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少数民族地区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意义,并针对建设草原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列举出具体的实施细则,以期为我国其他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和指导。     

藏族传统生计与黄河源区生态安全——基于青海省玛多县的考察

近年来,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冲击了黄河源区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引发了该地区一系列的生态灾变。本文以黄河源区第一县——青海省玛多县为个案,采用生态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视角,对其生态环境和藏族居民的传统生计进行了考察,指出藏族传统生计能够有效规避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实现了生态环境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的兼容。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源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当重视藏族传统生计的保护、发掘和利用。     

论当代生态科学理论视野中的藏族传统游牧文化

从物质层面看,在当代生态科学的理论视野中,藏族传统游牧文化成功地解决了草畜平衡、草场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内的能量节约与持续循环等重大问题;从精神层面看,在当代生态科学的理论视野中,藏族传统游牧文化成功地实现了生态化的生命观、自然观及与自然相处的和谐观;从制度层面看,在当代生态科学系统性、整体性及相互依赖性这一总的精神与原则的理论视野中,藏族传统游牧文化成功地完成了社会的秩序化与整合过程.     

全球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使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受到影响.这些影响既体现在高原植被和气候方面,也体现在高原水资源方面.气候变暖导致了高原冰川和冻土的消融和退缩,使得部分河流和湖泊迅速增长,同时,导致多数高原湖泊和河流干涸、草原植被退化以及牧业生产受困等社会和环境问题.     

呼和浩特新城区:六项举措促互嵌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历史上是国家经略边疆的重要节点,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北疆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近年来,新城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重构物理空间、整合公共服务、重塑治理格局、拓宽就业路径、打破数据壁垒、聚合文化认同”六项措施,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推动各族群众全面融居、互嵌式发展。     

语言混乱与草原"共有地"

本文以整体主义的进路讨论与草原共有地的治理有关的问题。基于实地调查的材料,本文首先讨论治理草原退化的经济学主流方案的假设前提: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语境限制性。其次,本文指出,与“共有地悲剧”论看似相反的奥斯特罗姆模式,实际上与前者的方法论前提和假设是一致的,解释力也是有限的。再次,本文引用民族志资料,从一个牧业社区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制度,讨论那里的草原共有地管理以及草场管理规则的“混乱”。最后,本文将秩序建立等“宏大问题”与牧业生计特征和牧人的时间地理现实等联系起来讨论。     

鄂温克族自治旗草场退化问题浅析

草原草场退化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严重，而且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本文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以下简称鄂温克旗）为例，探讨了草原退化的有关问题及应采取的措施。     

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基于三个藏寨的案例研究

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集体记忆与防灾减灾的经验总结,是负责任乡村旅游的内部资源与旅游者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在新冠状肺炎疫情影响下,人类需要重新审视禳灾文化记忆,它贯通了禳灾、抗灾和救灾的集体记忆,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需要生态、社会、经济价值的系统性重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禳灾仪式具有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能和价值转化功能,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博弈与和解,建构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桥梁。文章基于“鱼通官寨”、“龙哇寨”、“蟹螺堡子”三个藏寨的案例研究,研究认为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与乡村旅游结合有着传统文化根基和后现代精神纽带,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构还需深挖民族村寨内部资源,激活禳灾仪式的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能,强化禳灾文化记忆中旅游者的身份认同和旅游产业的价值转化。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有一个主客互动、文旅融合的过程。不仅要调节与平衡禳灾文化记忆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利益关系,也要适应所处传统村落聚落形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主体与客体、文化空间与历史时间的互动与融合。     

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

作为人类社会基础性要素的经济 ,实质上是已被制度化了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它的中心问题在于 ,每种生产方式都是和自然的一种交换。这样 ,一系列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种类和自然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 ,由此形成经济人类学生态模式的分析。本文以生产物质基础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社会关联、生态系统的动态关联三个方面的分析 ,表明生物物理条件中的有限性、熵和复杂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指出生态分析最基本的内容和本质精神所蕴涵的一个更为深远的重要贡献在于 :既然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体生存中不可扬弃的一个基本因素 ,那么 ,生态的多样性及其本质联系 ,也就使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多线性成为必然     

乡村振兴视阈下呼伦贝尔草原旅游业发展

草原具有经济、生态、文化和社会等多元功能价值,草原牧区发展对我国的食物链与生态链安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呼伦贝尔被誉为“蒙古民族的发祥地”“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摇篮”,其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是草原生态优先,低碳、绿色发展,产业融合、文化活化等。通过对呼伦贝尔草原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探索其发展的多维路径,包括保护修复草原资源,努力塑造中国草原风光第一品牌、“最美草原”旅游目的地,以“游牧文化”摇篮、“蒙古长调”之乡和“巴尔虎”民族文化旅游标志拓展草原牧区文化体验游,以“草原旅游+”构建起由有形、有边的第一产业产出,向无形、无边的多业产出延伸的牧区全产业链,推动草原旅游成为第三产业龙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亮点、增长极,以及持续完善和提升草原旅游服务设施服务功能。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多重维度视角下的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我党成立以来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不仅具有内涵丰富的社会维度,政治维度和公共维度,更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协商的历史维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对话、破立协同、文化践行成果.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地缘关系,同时也改变了全球的文化价值秩序...     

新时期青海蒙古旗传统与政治价值观的调查与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交往范围的扩大,人们的价值观正在突破传统向现代、开放的方向进行重构,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总趋势。文章通过对社会转型期青海蒙古族传统价值观与政治价值观进行调查分析,旨在使人们了解蒙古族价值观变化的轨迹及影响价值观变化的一些主要因素。     

试论近代端午文化空间重构的爱国主义逻辑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端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经历了解构、重构的历程,端午文化也未幸免。在其解构、重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主题的“端午文化空间”。本文在绘出近代以前端午文化系统的基础上,剖析了近代端午文化解构的全过程,厘清端午文化空间“爱国主义”主题形成的历史过程,最后得出近代以来端午文化空间重构的“爱国主义”历史逻辑。     

岭南疍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探析

疍民自古以来浮生江海,居于舟船,生产生活方式独特,文化特征鲜明。本文从民族学的视角,运用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和方法,对岭南疍民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和水文化特质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