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论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探微

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清、对象不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缺位、有名无实;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无程序性。因此,有必要寻求问责制之出路:规范行政问责原则;明确行政问责范围;健全行政问责法律;强化行政问责意识。     

我国行政问责制十年（2003－2012）发展状况研究——从制度构建到措施实施的运行轨迹分析

从2003到2012十年间,我国行政问责经历了由制度构建到措施实施的变化过程,也经历了由主观问责到客观问责,从过错问责到制度问责的制度转变。十年间行政问责观念得到普及,问责水平显著提高,问责力度不断增强,问责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问责机制内部治理结构松散、外部软性环境脆弱、刚性机制不强等诸多方面问题。因此,总结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状况及显著特征,学习和研究国外行政问责制度基本经验,并在汲取传统问责文化思想基础上建立健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十分必要。     

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手段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高官问责等。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新制"已经在我国出现,但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化支撑体系。良性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要集中体现问责的目的性、责任的明确化和手段的规范化。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不应该忽略行政救济体制。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论行政问责的效力范围

作为一种行政活动,行政问责的效力作用于一定的主体和事物,问责的效力范围即由问责的主体范围和客体范围所决定。行政问责效力范围的确定,既有利于保护基于问责形成的法律状态,又能防范问责机关之权力的滥用,保护公务员之正当权利免受不当问责之侵害。行政问责约束的行为主体包括：违法行为人,表明违法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不利性后果;问责机关,表明问责机关不能随意撤销、变更问责决定,亦不能对违法行为人进行重复评价;不特定主体,表明其需尊重基于问责形成的法律状态。行政问责作用客体则包括：劳动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解除与违法行为人的劳动关系;职务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撤销违法行为人之职务;岗位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调整违法行为人的工作岗位。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现实对策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发展,由此形成的"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新生的行政问责制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状态;界定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并找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途径对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现实意义.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阻滞因素及其对策分析

目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既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亮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还存在问责主体间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匮乏、异体问责力度不够等诸多阻滞因素,需要在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政府的绩效考评机制、完善异体问责、加强问责法律规范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研究这些阻滞因素的影响并给予对策性建议对于落实和发挥行政问责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药品监管行政问责的法治化

行政问责以回应性为核心,并且结合追责的实现方式,是代议制民主模式下权力对民意的服从以及民意对权力的监督要求。从现有药品监管领域的问责事件来看,我国药品监管行政问责存在偏重事后问责、问责对象模糊不清、裁量余地过大、政府的回应方式与力度不能满足问责制的基本要求,以及问责处理结果的透明度不足等问题。为推进药品监管行政问责的法治化,在实践中应做到于法有据、权责一致、全面问责、公开透明以及社会共治。     

社会问责主体运行的实践逻辑与完善路径

在当下中国，作为行政问责的一种外部问责形式，社会问责在行政问责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实践功能，其主体资源主要包括民主党派资源、公民资源、社会组织资源、新闻媒体资源等，其运行逻辑主要是通过政治路径、行政路径、司法路径来启动对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然而，在问责过程中，相对于被问责对象，社会问责主体资源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在行政问责体制的设计中，社会主体资源没有直接实施问责过程的权力。其实践障碍主要体现在我国社会问责存在选举与问责尚未直接勾连、社会问责启动缺乏标准、司法路径问责的独立性不足等方面。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问责主体运行，需要紧紧扣住保障行政透明、通畅问责渠道、夯实问责权力等基本着力点，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新闻执政——公共权力对媒体的驾驭能力

新闻执政是指执政党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向人民群众宣传自己的执政理念、大政方针、路线政策乃至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活动方式。因为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统治权,更是政府受人民的委托,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服务社会的责任。新闻执政的本质,一方面是让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来了解执政者是不是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不良行为提出批评和揭露,从而体现“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立党宗旨,以实现人民群众的监督权。     

行政问责对象范围的界定——从行政义务角度切入

从逻辑关系出发,行政义务孕育行政责任,行政问责以行政义务的违反为其逻辑前提。因而,行政问责指向的对象范围囿于行政活动中违反行政义务的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行政义务包括公务员法上的工作义务、行政职责和领导职责隐含的义务,为此,行政问责的对象范围即应当限于违反公务员法上工作义务的公务员、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之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和不履行领导职责的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     

期望管理范式下特大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研究

在期望理论范式下，本文构建了我国安全事故行政问责实证分析模型。本文以安全生产网等媒体报道的2000—2016年间一些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180软件分别进行内部期望和外部期望分析，以检验我国行政问责中是否遵循了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回应性的原则。研究发现，在行政问责中，低层级官员相对于高层领导更容易被问责，处级以上被问责人数与媒体关注度有极强相关性。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安全事故行政问责内部期望没有得到满足，行政问责外部期望虽然得到部分满足，但问责的公平性却受到质疑。因此我国特大安全事故行政问责应当强化权责一致和过责相当原则的遵守、重视行政检讨以提高问责回应主动性、加强期望管理以提高行政问责的民主性和广泛性。     

论行政问责制下党委领导的责任

把党委领导列为行政问责制的范围,是完善我国问责制的重要一步,对于促进责任政府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存在着对行政领导问责多而对党委领导问责不够的局限,不符合权责一致的原则。加强对党委领导的问责,需要进一步明确党委领导和行政领导各自的权限,制定专向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门责监督机制。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社会问责刍论

社会问责是对行政问责的深化和发展,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当前我国社会问责存在主要不足有: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程序化程度不够,问责对象和问责范围不明确,问责配套制度的不完善.构建社会问责的对策是: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公民参与,培育和塑造积极的问责文化,加强社会问责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