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革命与改良:清末社会变革的艰难抉择

清末中国社会面临革命与改良的艰难抉择。就革命而言，存在着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矛盾。然而改良之路也缺乏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在实践已初步证明改良之路行不通的背景下，民主革命无疑就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中国人民只能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救国之路。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及其意义

梁启超对历史情有独钟,无论是对旧史学弊端的醒悟还是对史学作用的认定都使具有革命情结的梁启超对“史界革命”倍加关注.梁启超集中检讨了旧史学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史学的建构方案.这一切对于史学以及国民精神的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之原因略析

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历史,充满着进步与保守、民主与专制、前进与倒退的剧烈斗争,作为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前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梁启超,对时代的急剧变化反映特别强烈,他作为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由改良思想转变为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一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其政治思想的转变值得研究。笔者就时局的变化、梁启超自身思想的演变、知识分子的救世意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进化论与“革命”话语的嬗变

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革命"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改朝换代发展成为消灭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代名词。梁启超虽然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但他又对"革命"进行了较全面的阐释。把进化论与"革命"的主题给合起来,早期国民党人赋予了这一术语新的历史内容,并使之成为20世纪前半叶社会变革的关键性论题。     

梁启超道德本体论及道德革命思想探微

围绕着救亡图强、启蒙民众的现实需求,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刻意义的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本体论的角度,梁启超对"道德"设定了诸多含义,确立了道德利群和群己相谐的目的性,并从道德的特征上指出公德和私德两方面的内涵和道德"行非言"的本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一方面,进化论的思想为道德革命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改造近代国民劣根性的需求为道德革命提供了现实依据。梁启超所提出的道德本体论和道德革命的思想是近代借道德人心治理国家思想的重要缩影,对近代国民道德改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

改良与革命是阶级社会中两种常见的政治斗争手段。近代中国,这两者之间呈现着复杂的关系。本文不准备具体地论述改良与革命的历史作用,仅就两者的关系作简略的分析。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学术界传统习惯的分期内,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时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旧     

从中心滑向边缘--论李锐《旧址》和《银城故事》对"革命"的文学性解读

革命作为用暴力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行为,既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破坏性、残酷性.在民间社会中,革命不断被边缘化.对民众的革命启蒙始终具有蒙蔽性,民众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含有朴素的意义,对革命的信仰表现出某种朦胧特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革命与改良是两种基本的道路,虽然不可否认革命的积极意义,但革命比起改良,对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破坏,改良的社会价值同样值得肯定.     

缱绻与决绝:启蒙视域与戏曲改良的激情表述之途

中国近代以来的"戏曲改良",从梁启超"曲界革命"到"五四新青年"的"戏曲改良",走了一条日趋激进的道路.爆发于<新青年>的戏曲论争,是一场自居于戏曲"门外汉"的启蒙者和旧戏维护者之间"针锋不接"的论战.从实际效应上看,新青年的激烈批判更限于话语层面的激情表述,西洋话剧虽因此获得了登陆的历史空间,但并没有就此赢得民众,而旧戏虽遭痛击却依旧走向繁盛.因此,对于五四新青年的戏剧论争应阐释适度,夸大其对于话剧的成功效用抑或指责其要为中国戏曲衰微的命运负责,都有过度阐释历史之嫌.     

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理论依据、实践逻辑与现实启示

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协同推进“两个革命”的前提与基础。从理论逻辑层面看,“两个改造”相统一的辩证原理构成了“两个革命”辩证统一的深层哲学底蕴;从实践进程层面看,统筹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克敌制胜的重要保障;从现实层面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在党的建设面临巨大挑战的形势下,进一步协同推进“两个革命”需要把握基本的经验原则。      

革命与改良之间:严复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通过对进化论的独特理解,严复提出了文明排外和发展民力民智民德的社会改良之路来解除中国的生存危机,因而他坚决反对辛亥革命所提出的暴力排满的主张,也很反对暴力革命的手段,但他对辛亥革命所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既有反对的一面,又有可以接受的一面。由此可见,革命和改良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伟大复兴、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历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决定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分期,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社会革命实践以人民群众为立足点,依据社会发展主客观条件,以破旧立新为生成范式,不断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形成了以守正和创新统一、阶段性和整体性统一、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暴力手段与和平方式统一的革命特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要取得伟大社会革命的胜利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向互动中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发展.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梁启超晚年对历史理论的探索及困惑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新史学”理论的建构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晚年在对历史进化、历史规律、历史创造者等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勇于探索,敢于怀疑,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往往又陷入前后矛盾、困惑莫解的境地.梁启超的困惑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吸收西方文化的特点相联系的,而根本原因在于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     

李伯元及其对"小说界革命"的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李伯元到上海办报、办刊,为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他办报刊是为了"觉世",与此后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的目的不谋而合.在他办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小说.他自己创作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大官小吏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指谪政治,纪实时事之先河.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     

梁启超戏曲理论中的趣味观念探析

梁启超是一位极具忧世情怀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自强不息的乐观实干家。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家,梁启超的思想与实践都在他的著作中得以体现。趣味的革命是梁启超的戏曲美学的核心内容。他从感性生活层面出发对具有古典哲学思想趣味范畴进行了理性尚实的现代化阐释,使得趣味从高雅的戏剧美学殿堂融入到日常的改良新戏及戏剧理论中,肯定戏曲的社会作用,强调戏曲与社会政治环境的联系,对我国近现代戏剧产生深刻的影响。     

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与两种社会革命形式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亟待在更广阔的反思领域取得新进展。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事件”文化,即期望通过政治革命实现被统治阶级自身解放的革命逻辑,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思想情境中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方案,进而催生了思想史上性质迥异的两类社会革命形式: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前者是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观念政治的主流,后者是马克思解放政治的根本。从两种社会革命形式的当代变迁路径来看,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凸显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