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所有、占有、使用、支配的辩证统一关系

对于长期流行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可以分离的观点,我把它试称为“分离说”。这种“分离说”不利于我们对生产关系与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本文拟从对这种“分离说”作一些分析中来论述所有、占有、使用、支配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权”引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来不妥,“权”,属于法律范畴,应归人上层建筑,不宜在研究经济基础时混用。当然,有人会说这四权例外。理由是: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体现了生产关系“四环说”,中的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个“权”字只是借用,是为了表述的方便。     

谦虚、广告、靓女及其他

中国是文明古国,向来以谦虚著称于世。明明是博学多才,满腹经伦,谦称“不才”;明明是成绩巨大,令人赞叹,谦说“做得还不够”;明明是技术领先,独领风骚,也说“差得还很远”。这些,一方面反映了国人谦虚为怀,虚怀若谷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人缺乏自我宣传,自我包装,自我推销的精神和勇气。倘若实事求是地讲长处和成绩,难免有人说三道四,甚至遭到责难,有道是:“谦受益,满招损”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改革开放,国门敞开,在与世界接轨的国际频繁     

突出“快、活、实、硬” 加速镇海经济发展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深入贯彻,全国已经出现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热潮。在这万马奔腾催人奋进的竞争形势下,镇海全区人民正以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机遇意识奋力开拓,一切工作突出“快、活、实、硬”,服从服务于“加速发展”。我们具体的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一是扭住经济发展中心,突出一个“快”字;二是抓住改革开放主题,突出一个“活”字;三是转变工作作风,突出一个“实”字;四是坚持“两手抓”方针,突出一个“硬”字。一、抓住经济发展中心,突出一个“快”字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得快点。这对我们镇海人来说,既     

谈道德、文章和写作

北宋的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意思是说,文章是用来载道的,否则文章没有用处,便象开空车。“有文而不以道,犹虚车而不济于用者。”周敦颐的观点完全合乎儒家传统思想,即文必须有益于世用的功利主义。此外,又有所谓“文原于道”的说法。纪昀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纪评《文心雕龙·原道》)这就更进一步,说文本是由道来的,文以载道是当然之事。纪昀这句话是称赞刘勰《文心雕龙》,因为刘勰说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本来就存在,只因出了圣人,将道表现为文,圣人用文把道说明白,使道宏扬光大了。早在周敦颐之前,唐代韩愈曾提出过文章是明道的手段,主张文道合一,道是决定性的东西;文以明道,“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他们讲的道是儒家的道,正是后来     

有趣的汉字

“比”对“北”说:夫妻一场,何必闹离婚呢!“巾”对“币”说:儿啊,你戴上博士帽,也就身价百倍了。“臣”对“巨”说:和你一样的面积,我却有三室两厅。“晶”对“品”说:你家难道没装修?“吕”对“昌”说:和你相比,我家徒四壁。     

结构、文化和语言——印欧语系语言、汉语、日语比较研究

一、几点说明本文的目的是把语言作为社会宇宙(soziale Kosmologien)的基础来进行研究。宇宙的概念在这里说的是“深层结构”和“深层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比德语中的“世界观”一词的含义更广些。定语“深层”是指那些非表面的、内含的、潜在的、被毫不怀疑地理解为当然的东西。“结构”和“文化”两个词在本文中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间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和因果关系。我们的出发点是:结构和文化都是同一深层现象的表现,我们称之     

打脸、唾面及其他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有这样一则记载:“Οστο(?),ραπιξειει(?) τηνσεξιανσιαγονασον,στρεφοναντωκαιτηναλλην”[“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 (旧译文);“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现代中文译本的新译文)。在我国,《尚书大传·大战》中太公曾说:“骂汝勿叹,唾汝无干”。关于唐代的娄师德,也有这样一则记载:师德“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师德曰:‘未也,絜之,     

中国历法三正论、殷历、周历、干支纪年起源考

一、引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三正论”的最初由来。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否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间,官颁与民用间,在历法上的不统一性,因而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三正论”,为“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上“系累非浅”的“憾事”。而新城新藏此说,为张汝舟先生所接受,著有《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一书。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一文的叁表解中,将“三正论”与“岁星纪年”、“四象”、“三统”等,并列为“四害”之一。我认为,新城新藏与张汝舟等对“三正论”的否定,     

辩证命题的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

辩证命题是表达辩证判断的语句,它的逻辑特征在于断定了对象的矛盾或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语句是判断的语言表达形式,判断是语句的思想内容。但是,辩证判断与语句的关系要比其它判断与语句的关系复杂:有时根据语言形式便能把握辩证判断,有时需要通过语义分析才能把握,有时甚至还须结合语言环境,如上下文、断定者的背景知识等才能把握。例如: ①从实践最终能够鉴别出认识的真理性上说,它是确定的,从实践的社会和历史的局限性上说,它又是不确定的。②从光的折射和反射现象上说,光具有粒子性,从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上说,光具有波动性。③直线是曲线。例①清楚明白地断定了对象“实践”具有矛盾的两种属性“确定”与“不确定”,它们是“实践”本身所固有的,因而例①是一个辩证判断。例②虽然     

论物质、精神生活与幸福

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人们不仅追求现世的幸福,还要追求子孙万代的幸福。欧文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荻慈根也说:“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荻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87页)。正因为幸福是人们的向往和追求,研究一下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特别是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圆测与玄奘、窥基关系小考

新罗入唐求法僧圆测法师向被称为玄奘三藏的弟子和高足、中国佛教唯识宗西明学系的创始人,并因此而知著于世。至今迄立于西安南郊少陵原南畔兴教寺内的玄奘、窥基、圆测三塔似乎更加证明以上说法的确凿无误。考诸历史文献,西明系学说的“创始者”一说诚然不假,但“弟子”、“高足”说则并非毫无疑问。本文仅就以下有关三个问题辨析如下:     

佛陀的无我说

“无我说”是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大智度论》卷32称:“佛说三法印。所谓一切有为法无常印,一切法无我印,涅槃寂灭印”。《三藏法数》引《法华玄义》称:“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印定其说,即是佛说。若无此三法印印之,即是魔说。”也有“四法印”说,即《增一阿含经》卷18中所谓的“四法本末”:“一切诸行无常”,“一切诸行苦”,“一切诸行无我”,“涅槃     

龙的神话和黑龙江的名称

黑龙江之所以名叫黑龙江,是和龙的神话分不开的。要考证黑龙江名称的由来,先得考证龙的神话。中国是龙的故乡,龙是中国的象征。美国《韦氏大辞典》说:“中国龙是源出远古来历不清的超自然的造物”,“它是中国帝王的象征。”《大英百科全书》也说:“在中国,龙是国家的象征,是皇家的标志。”《苏联大百科全书》说:“龙”在中国“是权力的象征。”俄国人瓦西里·帕尔申在他的《外贝加尔边区记行》中强调:“龙是中国的徽记。”这些书中所说的完全     

试论朱熹关于动静、变化的学说

动静问题,自先秦以来,就引起哲学家们的关注。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虚构一个“虚极”、“静笃”的世界。王弼继承了《周易》和老、庄思想,虚构了一个寂然不动的本体“无”,他说:“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两种说法,前者诱导人们脱离运动变化的现实世界,寻求“虚极”、“静笃”的幻境,后者认为运动不是物质的运动,而是非物质性的“无”使之如此,因此,两者本质上都是否定运动的绝对性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割裂、颠倒了“动静”关系。朱熹的动静学说,既承袭老子、王弼的某些说法,又根据哲学斗争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入作了修正和补充。同时,他不仅发挥《周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继承了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思想,并纠其偏。朱熹对动静学说的修正和发挥,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985、211争议

近日,“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争议其存废问题,有人诟病它们头顶的“帽子”像标签一样,把全国2000多所高校都标出了“等级”. 关于“985”、“211”的争议不那么简单,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正处在急速推进的关键时期,社会对科技创新和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在这一国情背景下,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必要的调控和布局,集中建设一批一流大学和学科是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决策,这是“985”、 “211”工程出台的历史背景. 如果撇开学校之间的利益之争,这一战略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如今,许多大学都跨入世界知名大学行列,这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情况已然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985”、 “211”工程的出台,只不过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在教育领域的投射.     

媳妇替说

正月初一,有三个姑爷一块给老丈人拜年。喝酒前,因为大姑爷是个秀才,就提议说:“咱先兴个酒令吧!”二姑爷也是个秀才,当然同意,说:“那咋不好呢,咱们由哪到哪落啊?”大姑爷说:“咱们由尖上起,到官上落。”二姑爷说:“行啊。”     

秋瑾“开枪拒捕”质疑

关于秋瑾被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开枪拒捕”。查清绍兴府知府贵福的“安民告示”曰:“……秋□竟敢开枪拒捕。”《民国人物传》的记述则更加具体:“秋瑾和少数学生持枪械同清兵搏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死二人,终因众寡悬殊,抵抗失败,秋瑾及程毅等六人不幸被捕。”另一说“束手待毙”。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对秋瑾“束手待毙”深表惋惜,说:“……然瑾苟于此时召集体育会之学生,犹足以杀贵福而占领绍城,虽无大有为之处,犹愈于束手待毙。”这分明说秋瑾没有开枪拒捕,组织抵抗。此外,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也说秋瑾是“束手被拘”。     

《离骚》的开头、结尾与创作地点的关系

清人胡文英《屈骚指掌》在《离骚》题解中说:“《离骚》先述祖、父,中及其姊,末曰‘国无人’。玩其严整,应是初被疏放时回秭归故居所作。”虽胡氏所谓“初被疏放”及“回秭归故居”之说缺乏根据,但他意识到了《离骚》的开头、结尾与创作地点有关,却不能不说是卓识。我在《<离骚>的创作时地》一文中已论证了《离骚》作于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之后的两三年中,具体说来当作于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之间。《抽思》中说的“江潭”,当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再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更为困扰人心,更为普遍的抉择,即平等与效率间的抉择。……这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而且它在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困扰着我们”。因此,为了总结近年来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有必要就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再深入探讨,以便做出恰当的抉择。一、理论争鸣追述——“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改革以来,我国理论界就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有人将这些观点归纳为六说,即“效率优先说”、“平等优先说”、“互为条件说”、“各尽所能说”、“双重均等说”、“市场化公平说”。我认为,就其实质而言,上述六说可概括为两大说:“效率优先”与“平等优先”。“平等优先”是我的政策主张。我在198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