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士商关系反思

明代士人群体因异化可以分为贾儒、一般士人与正统士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商人群体因异化也可以分为机诈商人、义士化商人以及高士化商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正统士人崇尚道德,故敬重高士化商人,并不完全否定义士化商人,但贬斥机诈商人.贾儒以利为取舍标准,故对所有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人都不吝给予赞誉.夹在中间层的一般士人对于商人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与正统士人一样,敬重高士化商人,贬斥机诈商人,对于那些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义士化商人,则抱着既接受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汉代士人的仕事与谗嫉

对于以求仕做官为主要出路的汉代士人来说 ,发生于同僚或竞争对手之间的谗害 ,是他们所可能遭遇的主要政治危险之一。“谗”是一种观实中很难准确断定的行为 ,它对士大夫的命运和心理具有重大影响 ,遭谗畏讥是他们仕宦生涯中一个深存的担忧。而对于汉代的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士人说来 ,导致谗害行为的嫉妒心理 ,深刻地植根于平凡而真实的人性之中 ,它与士人出路的不自由、竞争空间的狭小等密不可分。广泛发生于士人中间的谗害与嫉妒现象 ,可以被视为人性与专制政治中狭隘、短视、无情的成分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一方面显现了士阶层内部的复杂和非理想性 ,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及因此而来的行为困窘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戴名世因 《南山集》 案彰显悲情的一生. 其实, 探究戴名世的字号、 文章及交游发现: 此案发生的必然性在于, 戴氏作为士人的一个代表存在着对朝廷的认同问题, 而这在清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康熙帝处理此案采取了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手段, 这并不违背 "稽古右文" 以集大成的文化政策. 历经此案劫后, 清代士人群体特别是桐城籍士人, 及时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 消解夷夏之别的文化隔阂, 彰显古文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 不仅使大部分士人割断了与前朝的联系, 而且也促使桐城派的产生, 进而"北方之强" 与 "南方之强" 在有清一代中奏出具有总结和整理特色的文化强音. 戴名世作为使桐城籍士人以古文与当朝建立的关系转折性的人物, 显然, 研究桐城派不可绕过戴名世, 更不能忽视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中晚唐时期落第士人入幕问题探究

文章以中晚唐时期幕府中落第士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入幕的动机、实现入幕的条件、与幕主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在幕府中所处的地位,认为中晚唐时期幕府为落第士人提供了一条入仕途径,并解决了一部分落第士人的生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落第士人对中央政府的压力。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南宋中后期,在科举、经济等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士人入仕途径变得异常拥塞,士人观念因之改变.士与工商等其他群体广泛交融,中下层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阶层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士、隐士诗人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散布于两浙、闽、赣等地区,游离于政体之外或政体边缘,使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右下,其诗作呈现出率直清轻的特点,推动“宋调”进一步演变.     

契合与互动——方岳贡与几社关系初探

方岳贡在崇祯元年任职松江知府,守郡十四载。这期间,他与几社士人关系较为契合,有些士人还是他的门人。方岳贡对几社文人多有奖掖提携,他们之间的文化互动也比较密切。这些都对几社的兴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职是故,我们在考察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时,应该要注意到地方官员与当地社团或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     

清音袅袅 情韵悠悠——古诗文中的啸及其传达的情感意绪

啸普遍于古代文士的行为与创作中,既是古代士人任情自适、旷放不羁的性情的体现,也是其内心落寞、精神苦闷的象征及思想超脱的反映.这是士人的个性气质使然,更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及其在那一时代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     

正始玄学与女性形象的转变--以阮籍与嵇康为例

玄学思想是正始时期思想和哲学领域出现的新现象 ,代表了正始时期新生的思想力量。正如刘勰所说 :“魏之初霸 ,术兼名法。傅嘏、王粲 ,校练名理。讫至正始 ,务欲守文。何晏之徒 ,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 ,与尼父争途矣。”① 在此 ,正始士人如阮籍、嵇康倾向于以庄老与玄学的眼光来观察与抒写女性形象 ,也是时代使然。正始时期有关有无、言意之辩贯穿士人的日常生活 ,并潜移默化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影响。其中 ,与女性关系最密切、对士人心态影响较大的观点是重情色而无累于情色。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王弼“应物而无累于物”的…     

魏晋玄学对山水画的影响

魏晋玄学以道家老庄思想为主流,其玄学思想对中国山水画艺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玄学家用山水诗把哲理的内容表达出来,因为山水形象乃是表达玄理的最合适的媒介.宗炳明确指出,"山水以形媚道",因而山水画论在山水诗出现不久也便产生了,皆是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士人对山水画的欣赏与参与也起到了提升作用,他们借助道家的力量转向山水.山水也一直成为士人画的主要表现对象,他们不但要得山水之体,还要得山水之神,所以山水画也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流.     

论纵横家的历史地位与《鬼谷子》的思想价值

先秦时代的"纵横家"多出身于一般士人.他们凭借自己的丰富智慧和辩说能力走上政治舞台,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与管理.他们的出现大大地冲击了此前一千多年卿大夫职务的世袭制度,对以后的征辟与察举制乃至科举制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纵横家起于三晋,也以三晋士人为主.三晋和燕国本皆姬姓之国,相互间虽有诸侯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但士人、贵族去此就彼,并非后代意义上的"叛国",只不过是"择主而仕".随着"一天下"思想的逐渐流行,齐、秦、楚也有了"一统"观念,所以不能以"朝秦暮楚"作为否定纵横家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的理由.《鬼谷子》是纵横家留下的唯一一部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充分探索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论述劝谏、建议、协商、谈判和一般交际技巧的书.作为我国古代外交经验和技巧的集大成之作,《鬼谷子》的学术价值应予肯定.     

士人之殇——清代甘宁青士人弃儒现象研究

科举时代的士人弃儒现象并不鲜见,他们或弃儒而耕、而医、而戎,甚至而商,其人弃儒原因也各不相同.清代甘宁青士人之弃儒原因,除了科举竞争激烈、家庭贫困、身体疾患、亲老等因素外,清代陕甘合闱的科考制度、地处西北边陲的地理环境及频繁的社会动荡都是加剧士人弃儒的重要因素.     

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竞尚奢华, 士人群体中宴饮之风盛行, 宴会与酒成为士人生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士人沉湎于闲情酒趣、宴饮高歌的背后, 一方面表明了士人不甘寂寞、乐于交游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 以及事功心态的弱化。本文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对这一现象予以探讨, 以便全面地理解和分析当时士人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史记》学术史传研究--春秋至西汉中叶的士人状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一系列从春秋到西汉中叶间士人的传记,他在其中重点描述这些士人的生活轨迹.本文概括地分析了司马迁的叙述和那些士人的思想间的关系,回答了与中国古代士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     

战国士人素质简论

战国士人是一个庞大而活跃的社会群体，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为战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战国士人的特殊贡献，是他们高水平综合素质的必然结果；战国士人的素质，是在先天生理基础之上，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通过自身的认识与实践，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基本品质和才能，这种基本品质和才能又通过战国士人的行为，以积极的姿态作用于社会以及他们自身。所以，战国士人的素质，是战国史研究和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值得重视的问题。一、强健的体魄战国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土地开垦数量的增加，粮食亩…     

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     

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丽的悲剧诞生——正始士人审美情趣产生的悲剧性

本文认为正始士人审美情趣的产生是悲剧性的.从发生学来讲,与儒、道审美情趣是其价值取向的自然呈现不同,正始士人的审美情趣是其价值取向与行为悖离的结果,是发泄苦闷、痛苦的手段外现.从功能学看,这又使他们走向了自虐、自欺与自我麻醉,更加重了他们追求自由的痛苦,使其审美情趣的悲剧性愈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