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哲学思想及其教育意义略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是一个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蕴的字,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不断丰富和加深它的哲学意义。通过对"中"字元义的考证和梳理中国礼乐文化以及易学、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对"中"的哲学思想的论述,可以得出"中"字在时、空、道、节四个方面的哲学意蕴:适当其时(时)、正当其中(空)、因应时空(道)、恰到好处(节),同时"中"哲学对当前基础教育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研究综述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自古海上交通发达,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日学者很早就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研究内容,不难发现其研究角度有所局限,部分论题值得商榷。     

中日商贸问题的分析

本文从中日商贸的历史背景和中日商贸关系的发展,分析了中日商贸中出现的问题。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应对策略。     

论先秦儒家中庸之异

中庸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范畴,在"何为中"问题上,大儒们的回答有所不同。孔子将其视为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道",从全局和全面出发,主张"全为中";子思将中庸上升为宇宙的本体,并认为诚是上达该本体的唯一正确途径,从而提出"诚为中";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必然推演为"仁义为中";荀子为恢复孔子的中庸之道,纠偏思孟的"德性为中",倡导"规范为中"。     

李道纯内丹“中”论思想探析

李道纯以"中"来论说内丹学理,"中"是其内丹思想的核心。李道纯的"守中"思想涵具存体摄用的心性论和致虚守静的修炼论的双重意蕴,在此基础上李道纯以"中"之体用来晓示内丹学的"玄关一窍"。由此,李道纯的内丹"中"论构建起以"中"统摄内丹心性论、内丹修炼论和"玄关一窍"的独特的内丹学理论形态。但"中派"的划分仅出于分类丹法的需要,在学理上并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必须具体分析中派代表人物的丹法特点,不能一概而论。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三策”探讨

当今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应对地方债务危机,可以制定从非正常开源节流到科学开源节流的“上中下”三策;也可以制定从向管理要效益到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远中近”三策;还可以制定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深浅中三策来应对地方债务危机的举措。     

晚清中朝商路历史性变迁原因及其影响(1882—1894)

1882—1894年间,中朝之间的商路出现历史性变迁,陆路商路明显衰落,稳定的海上商路形成并拓展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中朝商路变迁与封贡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封贡体制是影响清代中朝商路变迁的根本性因素,而商路的发展变化也最终成为封贡体制消亡的助推力量。中朝间稳定的海上商路的形成与拓展促进了中朝乃至东亚贸易的繁荣,也改变了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即中、日两国的对朝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日本在对朝贸易中最终取代传统的中朝贸易而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参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竞争。     

《尚书中候》题意考

作为谶纬文献之一种的《尚书中候》,前贤对其题意解释众说纷纭。对谶纬文献整体考察可见,章太炎“中候为官名”说尚可商榷,而其意略近今之“内证”、“内涵”之类。     

论容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容闳的一生不仅致力于“援西入中”,同时也致力于“援中入西”,开创了近代一次较全面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对中国教育、科技、军事、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向西方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文化,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错”与“分歧”——围绕领事裁判权问题

围绕“修约”中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作用，迄今尚未有将从近代中日关系确定的《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至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纳入视野的研究，即便在“不平等条约”的探讨中，关于其平等—不平等的状态、单边性—双边性的意思，很难说根据当时的脉络进行了充分的考察。1871年，缔结《中日修好条规》时，中日两国在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这一点上有着“交错”。但是，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与欧美修约，走向否定领事裁判权相互承认，于是，中日两国前进的道路产生了“分歧”。再经过32年，1903年，在相互不承认领事裁判权的方向上，两国似乎再次“交错”，这也是其后长达40年日本持续拒绝中国要求撤废领事裁判权这一新的“不相交错”路程的开始。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     

国民政府战时对缅关系及对印缅民族独立运动的关注

抗战时期，随着中缅通道在中国战略物资输入中地位的日渐凸显，为维系此一运输要道，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对缅官方和社会各界的交往互动，增进了双方的友好与合作。缅甸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中缅之间的交流是在英国的掌控和认可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作战压力的情况下，也甚为重视印缅等国的独立运动，对这些国家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斗争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采取了切合不同国家实际的立场和策略，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印缅等国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战后发展道路上呈现出一些二十世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共有的特点。     

一部古代中朝断代关系史的力作——读姜龙范、刘子敏教授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一书填补了中朝断代关系史研究之空白.该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史论结合,兼加考证,资料翔实,博采众长.白璧微瑕的是在各章题目的规范、统一,史料的运用及使用前人成果方面略有缺憾.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从“以中格西”到“以西格中”——近现代文论话语机制的转换

从文学批评、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以及文学理论等几个层面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 在“以西格中”之前,曾经出现过较大规模“以中格西”的话语方式,而且“以西格中”的成熟与普及 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与五四前后一批新型学者“驳上启下”的文论话语实践密切相关。     

“中项”与文化“标出性”的改变

在正项-中项-异项的动力性关系中,中项处于两头受压的位置。正项对中项的压力是受其维系自身地位的要求驱动的,其压力大小与文化的宽容性相关。异项对中项的压力来自于亚文化自身翻转的要求,也来源于艺术对自身标出性的追求。在文化的不同层面上,中项的受压情况是不同的。正项、中项、异项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趋势。     

中唐儒学畛域下的天人观新论

中唐时期儒学士子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梳理,显现出此阶段儒学出现的新趋向,中唐士人开始使用极具个人阐释意义的义理来重新解读过往的命题。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对天人关系的相异理解,并不只是在思想文本上的对立,其根源在于对政治语境的解读不同。韩愈更侧重从王道教化方面抽象出天的象征,使其更具有神性意义,而柳宗元、刘禹锡则更倾向于天人关系中人的环节,凸显出改革的意义。通过分析思想文本及其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即可勾勒出中唐时期儒学内容的多样化,也更能了解唐代儒学士子在谈论公共问题时所具有的独特性。     

“西朝”释义补证

“:西朝”是中古时期一个比较常见的专用名词,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调查,考证它在中古时期的所指意义是非常复杂的,会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同时,文章还进一步说明了研究“西朝”的所指意义有助于汉语辞书的编纂,有利于解决古文献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明代盐政与宁夏镇边防

明代的宁夏镇属九边重镇之一,军事地理位置颇为重要。由于明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于盐政,这就使得宁夏的边储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盐政。有明一代盐法变化颇大,就边储而言,最成功的当属食盐开中制。随着盐法的变化,尤其是在余盐买补制确立及叶淇变法之后,明政府财政收入不断萎缩,直至赤字,而宁夏镇的边储亦随之日渐空虚,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明政府的边防力量。     

简论徐复观思想史诠释方法

在新儒家群体当中,徐复观的思想史诠释方法和理路具有鲜明独到之处。身处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徐复观主张一个中国思想史研究者首先应对传统抱有起码的温情和敬意。对传统的解读和诠释,虽然不能不参照西方,但从根本上说,必须坚持以中释中的立场。现代中国学者在面对古人时,应当在以古释古和居今释古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这些观点,对于当下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