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韩合作的韩国认知动因分析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韩国经过一番迟疑纠结,不顾美国反对,毅然决定加入亚投行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认知动因主要是韩国国家利益最优化诉求与"一带一路"的巨大经济吸引力和开放包容性理念正相契合;韩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逆向思维与"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模式正相契合;另外多米诺心理效应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而这一切与两国高层的引领推动作用以及双方学界媒体的不断沟通交流、协商对话密不可分。     

“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国际法发展

国际关系的包容性发展意味着既要促进所有国家共同进步,寻求共赢,又要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就国际关系包容性发展而言,传统国际法在实体内容、参与主体、制定程序、治理形式等方面都存在不足。由中国倡议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主张发展成果应当惠及所有国家及其人民,力推国际决策参与主体范围最大化、程序民主平等、形式与载体灵活多样。"一带一路"倡议,必然会促进国际法的包容性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俄远东地区农业合作研究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双方有4 300多千米的共同边界.我国的粮食需求很大,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农业发展的潜力巨大,扩大中俄地区间农业合作,一是要加快我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二是要鼓励有实力的农业企业“走出去”,促进企业向外向型发展;三是要打通农业贸易的物流和信息通道;四是要整合科研机构能力,为农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具有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已在合作机制和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丝路电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同时还存在对数字经济认知不一致、外部环境压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规则和机制建设不足等挑战。未来,要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强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选择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国际实践,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换揭示这一实践必须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指导.包容性发展是机会均等的发展、多文明共存的发展、和平共赢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其核心是公平与正义,而全球发展公正性是其精神实质.以包容性发展理念来审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正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屡屡被错误解读,频繁遭遇不公平待遇,环境与气候问题使中国面临生态伦理考验,而中国自身的实践也有待进一步反思.因此,中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时,应坚持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指导,学会向世界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利用不同层次的国际舞台为发展中国家谋取公平发展的机遇,在未来的区域贸易安排中力求实现利益均衡和强化规制.     

“一带一路”开创国际合作发展新格局

"一带一路"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伟大创举,已成为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生生不息的交往之途、合作之桥、共富之道,开启了沿线各国圆梦筑梦的新征程,开辟了欧亚大陆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前景,开创了合作发展新共识、包容共生新出路、灵活对接新方式、互联互通新动力、以人为本新理念的国际合作发展新格局。     

“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中国西藏与尼泊尔金融合作的思考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重要内容之一。尼泊尔作为中国西藏自治区(简称西藏)的近邻,历史上就与西藏有着经贸、金融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交往。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更加突显。六年来,中尼在交通、通讯、网络、旅游、贸易等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金融合作进展缓慢,要建设"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加快西藏与尼泊尔金融合作是当务之急。文章通过阐述西藏与尼泊尔开展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分析了制约西藏与尼泊尔金融合作的主要因素,并对加快双方金融合作提出了建议。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能源合作:成就、问题与对策

在能源供需问题上中俄之间存在极强的互补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能源合作取得很大的成就：中俄油气贸易总量和金额实现稳步双增长,油气资源运输通道建设快速发展,在煤炭、电力和核能等领域的合作也成绩斐然。但中俄能源合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政治引导经济合作模式的负面效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中俄能源贸易长约合同带来的弊端,当前能源生产、消费、运力的限制及抗风险能力的缺失,俄罗斯能源储备的下降和中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政策的调整,等等。进而提出几点对策建议：在政府协调的基础上加强中俄能源企业间的自主合作;提高人民币在中俄能源贸易中的结算比例;排查风险,提高应对能源突发风险能力,加强能源输送通道建设;加强两国北极能源合作和海运能源通道建设;改善现有能源结构,加强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     

“一带一路”背景下交通运输类高校校企合作模式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高校交通运输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校企合作是交通运输类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方式,当下交通运输类高校校企合作模式存在企业参与度不高、产学研融合不足、学生综合能力薄弱等问题。探索出新的交通运输类校企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以上问题,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交通运输类专业人才需求特性,探索校企联动下的“四共一体”联合培养模式及推进路径,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人才支撑。     

“一带一路”与东亚合作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宏大倡议,东亚是这一倡议涉及的重要区域。"一带一路"不应被过度政治解读,中国不是为了借此追求地区霸权或试图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这一倡议的提出符合东亚合作的现实需求。"一带一路"为东亚合作的机制构建创造了契机,它在催生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和充实现有机制安排的同时,有助于未来东亚各领域合作机制的培育。"一带一路"以命运共同体建构为目标指向,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包容性发展及其经济法治保障

包容性发展与排除性发展或歧视性发展相对,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公平地共享社会发展的权利、机会和成果的一种发展,它包括社会包容、经济包容、政治包容、文化包容等多个方面。实现包容性发展,离不开经济法治保障: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是包容性发展的基础;法治的宏观调控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保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西出口贸易增长分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曾是江西景德镇陶瓷的畅销市场,在"一带一路"已成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发掘江西出口贸易的增长潜力,做大做强江西的出口贸易是江西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关键。江西出口贸易应抓住这一重大机遇,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以龙头企业和品牌建设为抓手整合出口导向型产业链,利用区位优势促进口岸平台建设降低出口综合成本,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实现与沿海地区错位发展。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与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一场疫情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不仅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文化价值层面产生重大影响,使“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面临更多的文化风险。本文从文化风险的视野出发,结合后疫情时代的文化思想(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和科技霸权),剖析了“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类型(文化认同风险、文化信任风险、文化安全风险、文化表达风险)和文化治理诉求(认同、信任、安全和表达),并从文化分层的维度(文化整合层、文化维模层、文化冲突层和文化交往层)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化解文化风险的根本治理路径——建构“一带一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     

“一带一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专利合作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技术与能源资源互补,中国与中亚五国专利实力和背景差距过大,专利技术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专利合作模式有双边、区域性、国际性三种模式,涉及的专利程序、客体、文献等多角度对比分析后,表明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双边认可专利权及国际性专利文献共享方面有合作的条件,同时中国与中亚五国专利合作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带一路”支点选择视阈下的中国—伊朗合作探析

"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其关键在于推进沿线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加强区域间多层次合作与共赢,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历史交往、经贸交流与合作前景仅是"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的必要条件,实现"一带一路"规划目标并能防范风险是支点国家选择的价值所在。布热津斯基以维系美国首要地位为基础,阐释支点国家的选择条件,其虽与"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目标具有不同,但对支点国家的选择框架与分析路径仍具有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带一路"的支点选择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即:地缘位置、地区影响、政局稳定与合作导向。伊朗位于地缘要塞,是地区性强国与中东极少数政权稳定、外交独立的国家之一,并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伊朗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亦具有诸多合作契合。现阶段,伊朗遭遇的内外矛盾虽为中伊合作带来了阻力,但亦提供了合作契机。同时,伊朗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具有海陆联运效应,从而更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进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数字经济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与多个共建国家的数字合作,加强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协调,使共建国家数字综合实力不断提高。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建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数字环境持续改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网络安全威胁、数字规则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全面的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数字领域的竞争,多层次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加强话语权建设并构建战略互信,加大金融支持人才培育、鼓励创新力度,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一带一盟”背景下的中俄产能合作分析

中国和俄罗斯均是欧亚大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两国正在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盟")实施政策对接。中俄两国存在着明确的垂直分工,经济互补性很强。俄罗斯在能源、军工等行业甚至拥有绝对优势,中国则是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中俄产能合作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诸多早期收获,合作潜力巨大。中俄两国政策对接布局长远,前景广阔,但也存在障碍和挑战。中俄产能合作将进一步实现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互利共赢,其影响力将拓展和辐射广阔的欧亚大陆,也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牢固基础,中俄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推进产能合作所实现的中国经济国际循环,进一步带动和优化中国国内循环,打造中俄命运共同体,同时对地区格局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法治发展的应然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使中国的法治与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更多的文化和更多的法律传统,在更为广阔的范围、更为漫长的时间里产生交集,需要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完成更为重要的使命,因此从宏大视野出发,做好中国法治发展的应然性思考十分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中,法治建设具有双重角色功能,一方面它要保障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做好自身的发展。在发展的眼中,法治是可以信赖的手段;在法治的眼中,发展是应当追求的目标。中国走向世界,意味着中国的法治也得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正是时代的呼唤。中国的法治要体现中国精神,而法治的中国要给世界以信赖和希望。"一带一路"构想由中国主导、多国共建,势必牵扯到国家关系、利益分配、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必须全面考虑,正确界定应当秉持的精神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