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变迁——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

费正清曾用"传统与变迁"去概括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其实该术语也适合清代中前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就该体制而言,在西力东渐下,至清代中前期已发生着渐变.它不仅体现在体制的意识之变、制度之变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运作方式转变方面.虽然这些变化既无法根绝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弊端,也不可能与传统相决裂,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促使了清代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一统"向近世"国家统一"发生转变,并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之形成提供前提.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论宗藩体制下中国对琉球社会的影响

华夷秩序是中国古代君主建立的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而宗藩关系则是华夷秩序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明洪武年间,琉球王国接受大明王朝的册封,称臣入贡,宗藩关系正式建立。明清时期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琉球进行了有益的交流。通过本文的分析和阐述,从整体上分析了中琉朝贡关系的来龙去脉,揭示天朝宗藩体制下中国与琉球的密切关系,研究了宗藩体制在琉球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体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起步和必经阶段 ,其重要特点有四 :其一 ,集中表现为把洋务活动作为其运作的中心内容 ;其二 ,在权力运作上 ,清廷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从而使总理衙门在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凸显 ,权力顺达 ;其三 ,晚清外交强烈依赖于地方督抚 ;其四 ,海关道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表明 ,晚清政府已开始努力摆脱“天朝上国”的心理 ,按照国际关系惯例来改变自己 ;同时说明 ,在封建旧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 ,具有与身俱来的局限和缺陷 ,从而成为 19世纪的中国始终不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素     

宗藩意识与国家主权意识的博弈——以李鸿章中法谈判为中心

晚清以前,清廷同周边国家与地区建立了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宗藩体制.维护宗藩关系的宗藩意识成为人们的固有观念.随着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入侵和西方思想的传入,人们固有的宗藩意识淡化,国家主权意识增强.在处理属国相关问题时表现为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继而兼顾宗藩关系.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放弃宗藩关系.时人这种意识的转变对宗藩体制的解体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同法国方面的四次谈判就表现了这种意识的转变.     

“越南问题”与19世纪中后期清廷的处变策略

19世纪中后期由于法国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是近代中法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清政府内部对于这个既牵涉到传统宗藩关系又牵涉到近代中国与列强关系的越南问题的认识、态度及主张极为复杂。这些主张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或着眼于近代国际政治和中西关系的实践,或溯源于传统、传统观念乃至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传统宗藩关系和中外关系的实践;或积极,或消极;或反映了中西体制的冲突,或体现了传统体制本身的矛盾。从这些纷纭复杂的主张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清廷的处变策略。     

历史的另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的较量——以西人在华架建电报之纠缠为考察中心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列强不断提出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侵略要求,清政府大多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然于电报领域却大异其趣,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动员的基础上,援据传统治国理念和新近传入的西方近代思想,制订出力为设法阻止的应对方略,与列强展开较量。结果是,清政府在虑及国力有限的情势下作出一定让步,大抵形成列强可在中国领海敷线、但线端不得上岸、庶界限分明的格局,基本抵制住列强在华架建陆线的企图,为中国日后自建电报预留下较有利的空间。此反映出清政府在维系内陆信控系统这一特殊场域完整性的态度与决心,并构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列强不合作的一面,从而展示出此间中西关系中非同常态的历史景状。     

体制创新与20世纪20年代广州市政的崛起

20世纪20年代,广州率先确立城乡分治、市县并立原则,从美国直接借鉴最新式的市政制度并结合国情进行转化,顺应市政发展专门化、科学化世界潮流进行市政体制创新,组建了全新的广州市政。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变”与“不变”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可总结出"变"与"不变"的经验和启示。"变"是依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矛盾而变,包括因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变,因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因应不同历史阶段农民的内在需要而变,因应国际农业竞争的需要而变;而"不变"是坚守的初心使命不变,包括始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为农民谋福利,始终追求农村土地公有制。这些"变"与"不变"的经验,将在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继续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助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方府际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趋势——基于"市管县"体制的研究

"市管县"体制作为我国当前地方府际关系的主要形式,它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关系的不断调整相联系。从"市管县"体制创设至今,其发展脉络可以大体分成四个阶段:(1)萌芽与形成;(2)消滞与收缩;(3)复苏与重新推广;(4)迅速发展与膨胀。其形成动力机制由不断发展的三对矛盾运动共同构成:(1)制度供给—需求矛盾;(2)政府—市场关系矛盾;(3)责任—权限关系矛盾。在回顾和总结市管县体制发展脉络后,我们认为在制度创新的积极效应全部释放之后,创新带来的制度净收益逐渐消减,"市管县"体制将因制度成本超出制度收益而逐渐退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舞台。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论国民党早期领导体制演变: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由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历史传统与未来走向、党外力量与党内力量、党的精英与党的领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国国民党早期领导体制是在民主与集权两种力量的博弈中演变发展的。同盟会时期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了民主体制,中华革命党时期放弃了民主体制而建立起了集权体制。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转折点,民主与集权两种力量从对立走向融合,到国民党"一大"时最终确立起了民主集权的领导体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名著畅销的原因

从1978年春天到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名著畅销全国,原因有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图书出版传播的禁锢政策导致严重＂书荒＂,国民的精神极度饥渴,亟需进补精神食粮;出版发行部门解放思想,实施出书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并密切合作,使一批被贬为＂毒草＂的文学书得以迅速重印、发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非常适合各层次读者阅读,其中的名著更是历史长河沉淀的美酒佳酿,历久弥香,国民喜爱文学名著。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苏联“审美学派”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苏联美学和文论的影响非但没有退场,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借鉴资源。从"审美特征"论、"审美情感"论,再到"审美反映"论,以至于到"审美意识形态"论,我国文论在新时期的每一次显著进步,苏联文论的影响始终存在,尤其是"审美意识形态"论,更是从苏联当代文论的新成果中获得了深刻的启发。而这一期间,苏联美学和文论代表著作集中译介研究,与我国当代文论转型发展构成了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介于先锋与日常之间——简论何顿的小说

“晚生代”作家何顿,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一直表现出介于先锋叙事与日常讲述之间的迷惘与坚持。本文试图通过地点的设置、叙述技巧的选择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何顿的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展示这位极具地方色彩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如何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平稳坚实的创作。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防卫体制的变迁——邹平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和邹平乡村建设派分别构建了一套比较典型的乡村保卫体制——邹平实验县的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这两种体制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也起过积极作用。对这两种体制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的史学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融入国际社会与体制内抗争——中国反霸权政策的新解读

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反霸权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尝试用“体制内抗争”的概念来说明当今中国的反霸政策,认为体制内抗争是当今中国外交的必然选择,进行体制内抗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