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诗歌对现代“异化”个体的抒写

现代社会对生命个体的“异化”是穆旦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穆旦在三个层面上对“异化”展开抒写。第一,通过对“被压迫、被蹂躏的肉体”的诗性表达,抒写战争以及现代社会规训体制中身体的异化体验及其反抗;第二,通过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意象的深度观照,彰显“现代时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第三,通过对现代城市“灿烂整齐的空洞”的象征化抒写,展现了现代城市空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景观。穆旦对现代生命个体“异化”的抒写是其对现代中国生存困境的诗性表达,这是穆旦精神探索内在悲剧的外在体现,在更深层上彰显了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的内在困境。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城市的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进程虽然从１４９２年哥伦布远航美洲起便拉开了序幕，但是直到今天，以交通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竞争全球化、观念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才得以真正开始，而全球性城市的崛起正是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中才开始启动的。“国际性城市”、“国际化城市”和“全球性城市”、“全球化城市”是内涵不同的几个概念，中国的全球性城市建设已经具备初步的有利条件，在下个世纪应着重以特大城市为主体，高起点、高标准积极培育一批全球性城市。而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上海可能最具有竞争实力。未来中国城市全球化趋势的主要指向将是以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特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五大城市密集区和八大城市集聚带，以此为网络来共同构筑中国城市全球化的蓝图。     

现代信息革命与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立足社会信息化的时代高度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加速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走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总体战略是：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互补共进来推进现代化;以现代信息型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以人口为中心,在保持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中推动经济建设,以科教兴国来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基于人口史的考察

近代城市体系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传统政区的深入探讨。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体系与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政区体系分庭抗礼,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写照。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总体上说,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     

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及其现代渡越——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

仁政正义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正义理念,有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以之审视当代中国城市政府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法规,不难发现存在如下的非正义：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性而城市政府以“农”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性而城市政府以“贱”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性而城市政府以“拒”待之。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惠及全体,不舍弃、不轻贱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任何人。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仁政正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应向现代转型与渡越。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政府来说,其正义性的突出要求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及其现代渡越*--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

仁政正义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正义理念,有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以之审视当代中国城市政府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法规,不难发现存在如下的非正义：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性而城市政府以“农”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性而城市政府以“贱”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性而城市政府以“拒”待之。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惠及全体,不舍弃、不轻贱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任何人。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仁政正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应向现代转型与渡越。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政府来说,其正义性的突出要求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依法治市是加速城市改革的关键

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多次指出了要加强法制,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以促进中国的改革。本文仅就城市改革等问题。谈谈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在阐述城市法制管理与城市改革问题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对有关城市问题做一一般了解。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最早的城市是指进行交易、从事商品交换的场所。而现代社会确定城市的标准,则是由马克思科学地给予揭示和说明的。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     

环境心理学在城市广场空间环境人性化设计中的应用

城市广场是现代城市外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城市的生活模式与社会文化内涵,是城市风貌的集中体现。城市广场与其使用者——人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人的行为心理是广场空间环境设计的依据和根本。因此,提出以现代城市广场设计“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的需求作为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城市广场中人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以环境心理学相关理论为基本依据,从城市广场的空间尺度、空间层次、空间序列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探讨创造舒适、健康、人性化的城市广场空间环境的设计道路。     

城市变迁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矛盾分析--以北京、巴黎和东京的比较为例

在急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城市的传统与历史被置于何种地位？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中,选取北京作为案例,通过北京与巴黎、东京的比较,探讨传统城市社会/社区类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与城市现代化互动过程中的“关系性”问题和在当前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未来可能性”问题。对比一些特定的国外城市,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逐步被现代城市空间所替代直至消失。除非城市的传统空间能适应商业开发和现代更新的要求,否则,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将被新型城市空间所取代。     

日本关西地区的城市祭（节日）文化

日语中的“祭”（MATURI）为祭日、节日或喜庆的仪式之意。传统的祭是击退病魔和天灾人祸，祈祷平安及五谷丰登的神事，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庙会。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祭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本文以日本关西三大城市京都、大阪、神户的代表性“祭”为主，分析和探讨了现代日本城市中形式多样的“祭”的意义。可以说，祭是现代日本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祭在被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再创新”，形成一种文化再生。     

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理论综述

为解决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城市问题,成都市创造性提出了以“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为核心理念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本综述对与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有相关性的田园城市、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等理论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相关理论在世界田园城市建设中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并提出了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建设也应以人口、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五大要素为核心,应综合考虑自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的差异提出科学的规划理念,关注城乡空间、功能、经济的平衡等措施。     

城市之绘画——以《清明上河图》为中心

我想论述都市景观的绘画是为了在中国和日本目前的“现代化”的整个潮流中,城市生活环境破坏成为特大问题的时候,以美术史研究者的立场,重新认识传统的城市之美。“现代化”的意思,就是在生产功能方面,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而达到“工业化”;也就是为实现这目的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化”;让以前的农业为基础的生活向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转变的“都市化”;由于西洋率先实现,因此对我们东洋人来说,     

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

本文认为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一个重要发展规律为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 ,之所以会形成此一发展规律 ,主要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以国家政治为内核的聚集效应起着关键的作用 ,同时也是为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 ,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虽然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但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一个主要的规律 ,这一规律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 ,以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日渐上升 ,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 ,城市成为国家经济和地区的经济中心 ,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应。但经济中心的形成不是人为的 ,而是需要具备相当的条件     

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及创新

这两年在做都市文化理论研究时，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城市。在我们看来，文化城市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既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形态，也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化模式。在这个基础理论研究上，我们主要涉及到五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城市的界定。     

从“两栖”到“三栖”:农民工生存方式的变化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农村和大城市适应能力的逐渐弱化,很多农民工选择了在农村老家的县城（或中心乡镇）另置房产,其生存方式也由原来的“两栖”向“三栖”转变。在“两栖”状态下,农民工“打工在城市,家在农村”,而在“三栖”状态下,农民工则是“打工在城市,老家在农村,新家在县城（或中心乡镇）”。对于农民工而言,“三栖”生存代表着有资产、有家和贡献县城,具有不同于“两栖”生存的特殊意义。不仅如此,农民工的“三栖”生存,对于中国农村的家庭、社区乃至区域社会结构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冲击,其社会意义更加深远。     

雕镂浪子心像——论邱华栋的城市小说

商品大潮袭来,中国欣然又必然地踅入城市时代:“城市社会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轴心,城市文化是当下中国文化的轴心。”[1]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关注的对象已发生了位移和暗转:城市第一次成为文学想像的中心。所以倾向现世主义、擅写“与生命共时空文字”(刘心武语)的邱华栋,为我     

城市文明、城市功能与城市精神

城市正日益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存与发展空间,21世纪的城市化应该更关注城市文明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城市精神的提出标志着城市文明进入“后建设”时期,城市功能建设将是连接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神的中介,以“生活”为中心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文明的提升是一个渐进过程,城市精神的核心是现代的市(公)民意识,“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城市精神的基干。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关键是文化理念

认为从人类社会和世界城市发展史的时空维度,成都市作为国家级改革试验区在取得“六个一体化”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理念,是对既有城市概念的革命性颠覆,并指出文化理念是其建设的关键,需要大力进行文化的“六个一体化”建设,以确保中国特色、成都特色建设的全面落实。     

唱响“南通之治”建设人民满意幸福城市

宜居宜商,是一座城市的境界,安居乐业,是一方百姓的向往。有“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之称的江苏省南通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近年来,南通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居民需求为导向,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优化服务体系,促进多方共治,积极构建法治型、服务型、效能型,和谐型、自治型、智慧型“六型”社区治理新模式,纵深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2015年起,南通市在全省率先开展“12345”村民小组自治工作实践,在全市自上而下构建了具有南通特色的“五微三有”微自治模式:崇川区“从‘邻里’到‘邻里+’”为主题成功申报成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通州区“无’‘微’‘不治’的‘微’自治”品牌通过全省现代社区治理实验区结项验收;海门市“四微四新”治理机制、如皋市“1654”小组自治新模式先后荣获“江苏省年度十大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奖。南通市还在不断通过瞄准城市治理的难点、痛点,以基层治理创新为抓手,推动社会有序和谐;以城市治理和社会服务“最强大脑”为目标,全力为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保驾护航。南通正在全面唱响“南通之治”品牌,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作出更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