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式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启示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式是西方经济学界著名的人口流动模型之一。它是建立在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式"批判基础上的人口流动模型,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的启示是:在农业和农村内部转移、利用剩余劳动力;发展小城镇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基于扎根理论的村庄劳动力资源流动趋向及动因分析

在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农民传统聚居地的村庄发生了演变，有的村庄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空心村，有的村庄建设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尽管村庄劳动力要素流失是普遍现象，但目前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即从原来单纯的单向流动发展为复杂的双向流动，村庄劳动力资源的流入流出频率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发达地区的村庄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同村庄的劳动力资源流动情况既存在共性的地方，又具有各自的特点。村庄经济发展状况是村庄劳动力流动的最初动因，经济性动机起决定性作用。农民自身的技能水平、社会资本积累状况、资金的获取等资本整合情况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动趋向，而无论决策的结果是进城还是回乡，目前来看生计型转移是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动的主导模式。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流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较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优先流出,而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则留在农村和农业中,这就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数量丰富而人力资本缺乏的现象,农村人力资本的单向流失和净流失状态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我们除了要研究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外,也不能忽略怎样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各级财政改变过去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做法,加大对农民教育、农民培训和农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培育懂科学懂技术的新农民,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等方法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含量,防止优秀人才过度外流的有效措施。     

基于村庄演化视角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关系分析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旨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两大战略。总结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找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突破口。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资本与劳动力各要素在向城镇流动中已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向城镇集中,耕地减少,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农村青年劳动力资源流失严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村庄老龄化、空心化现象普遍;资金外流状况未得到改善,资本要素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还有待发挥。为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者实现良性互动发展,从宏观上应做好统筹规划,而从微观上应密切结合村庄发展实际,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村庄确定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策略重点。     

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本文全面分析了浙江农村劳动力流动七个方面的特点,并且以详实的资料论证了其流动规模扩大的六方面原因。在上述厚实论证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对土地利用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此,要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就应该顺应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和趋势,改革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搞好村镇建设规划,控制城市外延规模,提高农民住房效益,促进农地市场化流转,减少耕地的流失。     

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浙江为例的分析

本文全面分析了浙江农村劳动力流动七个方面的特点 ,并且以详实的资料论证了其流动规模扩大的六方面原因。在上述厚实论证的基础上 ,作者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对土地利用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此 ,要发展农村社会经济 ,就应该顺应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和趋势 ,改革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 ,搞好村镇建设规划 ,控制城市外延规模 ,提高农民住房效益 ,促进农地市场化流转 ,减少耕地的流失     

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英文）

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是城市层级体系优化的必要条件。根据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人数,利用"等级-规模"法则检验和核密度估计,并基于空间经济学框架,建立劳动力区位选择模型,且进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我国城市层级结构与幂律为1对应的金字塔结构存在差异,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城市规模分布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户籍改革有助于优化我国城市层级体系。优化城市层级体系,应该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的一致目标。     

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探析

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包括流动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形式及家庭因素,其中,劳动力的自身素质普遍偏低,组织形式以自发外出为主,劳动力平均年龄呈下降趋势。外部因素包括流动劳动力的权益保障、就业压力、子女教育等方面,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必然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东北朝鲜族村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

东北朝鲜族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其问题不是新农村建设初级阶段的问题,是前进发展中的问题。东北朝鲜族村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突出问题表现在发展不平衡问题、空巢化问题、民族自身发展问题、经济发展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大力加强新集体经济体制的培育;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着力推进产业化发展;加快朝鲜族新聚居区的建设。     

乡村精英人才外流的社会影响与对策

乡村精英的外流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的虚空.要解决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即流入与流出的平衡与协调.同时,要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机会,提供保障,吸引精英人才的回流,惟其方可使得新农村建设稳步前行.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影响分析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城镇化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在产业结构布局调整中坚持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城镇化战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推进城镇化战略中进一步重视公共政策创新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同步解决好"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的问题,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支持和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好这些问题,明确政府责任至关重要.应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集权"与"放权"的关系,并重视政府的长效机制建设.     

关于农业劳动力结构的观察与思考

在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梯队不完整、男女比例差距悬殊、科技文化素质低,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农业劳动力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     

新农村建设与出生人口素质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遵义市两个农村社区的实证分析

以遵义市两个农村社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从经济、文化、环境、政策四个维度,引入中介变量分析新农村建设与出生人口素质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出生人口素质呈显著正相关.遵义农村出生人口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不相适应,是影响新农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后发制约力量.     

发展经济学人口流动理论的新发展

人口流动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盛行一时,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10年间,有关人口流动的研究文献寥寥无几,但80年代末以来人口流动理论再度趋热.重新成为热点的人口流动理论不仅改进了原有的模型,而且探讨了早期人口流动理论尚未涉足的一些新的领域,如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人口流动、不平等与社会福利、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人口流动的迁徙动机和汇款动机、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等等.本文旨在概述这一理论的新进展并作出简要的评价.     

中国贫困农村的低素质屏障问题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贫困农村的低素质屏障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这些贫困农村,低素质屏障在不断的扩展、深厚,内部风气不良,严重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针对于此,应该充分重视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事业,控制人口增长,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低素质屏障,以使得中国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公共投资优先次序的实证分析

增加公共投资是推进新农村建设重大举措.当前政府如何将有限公共资金投入进行优先排序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有鉴于此,构建农村公共投资优先次序选择模型,提出公共投资应该以促进农业、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长为目的.根据数据可得性和模型鲁棒性,检验科研、医疗、社会保障等对农业、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贡献情况.在实证基础上,得出政府公共投资优先次序并提供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历史唯物论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在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关节点。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看,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共性难题:一是新农村建设中主客体错位与主体缺失;二是新农村建设发展动力不足;三是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制约。原因有:第一,作为农村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致使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合法利益的制度缺失。第二,对农村发展规律把握不准,致使决策层所制定的某些政策缺乏操作性。第三,党中央新农村建设任务与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没有实现有机结合,致使农民在行动上不主动,使建设主体缺位。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借鉴外国经验,使之与我国及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机结合并付诸实践。对农村领导干部和农民的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上层建筑的文化条件和主体动力。推进农村上层建筑的政治建设实现制度创新,以制度安排推动新农村建设。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成因、效应与治理

农村劳动力回流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人口流动新现象,这为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引发学术界的持续关注。通过梳理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原因既有政策与家庭方面的拉力因素,也有个人与城市生活方面的推力因素。农村劳动力回流能够促进当地非农等产业的发展,但也增加农村发展负担的风险。对此形成了就业引导、制度保障、人力重塑等治理路径。今后的农村劳动力回流研究需要在理论观点体系化、研究视角综合化、治理措施具体化等方面着力推进。     

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探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资金来源是其建设成败的关键。我们应多方并举,多元筹措,加大支农资金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调整农村金融的职能定位,强化政策支农功能;利用资本市场,广泛吸引工商企业和城乡居民进入农业领域投资;充分发挥土地出让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政策效应;盘活农村集体存量资产,扩大新农村建设资金积累。通过强化新农村建设资金的整合力度,建立健全多元化的资金筹集体系,全力支持并不断推进新农村建设。     

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一方面,尽管教育在扩张前后始终是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但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从而也无法减弱家庭背景以教育为中介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影响,带来代际流动的改善。另一方面,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因此,即便教育扩招提高了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也无法带来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的改善。因此,发挥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不仅要强调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问题,同时也要努力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机会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