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民族精神加强崇德向善的道德建设

道德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支撑,是社会文明的鲜明体现,是时代进步的衡量尺度,是民族复兴的恒久动力。要在全社会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在社会道德积极、进步、向善的主流情况下,本文对我国现阶段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关于培育民族精神对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新时期加强道德建设,就是要坚持以民族精神的主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全局;坚持以民族精神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方向;用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以民族精神的基础——和谐文化化育人心。     

论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

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在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都必须在相互共存中协同发展,互相利用,交替作用。二者关系中,有时也有主次之分。一般说来,民族道德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政治道德又必须为国家政权服务。除非阶级消亡了,国家消亡了,直接为政治建设服务的政治道德也会随之消亡,而民族道德则会随着民族的相对延长而再存在一个时期,但终归亦会消亡的。到那时,政治道德消亡后的民族道德将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融于人类道德。从这点来看,民族道德存在的时间比政治道德存在的时间或许要稍长一些。     

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的问题研究

德治与法治从来都是治理国家的手段,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辩证看待“道德失范”问题, 指出道德建设需要有效制度的供给, 道德规范确立的标准, 并分析传统道德教育的不足, 由此提出了改进的意见。     

“道德冷漠”及社会道德问题思考

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社会道德现状?道德"社会病"症结何在?应该如何根治?已经成为国人集体思考的重大社会问题。本文在分析导致当下社会道德问题诸多原因的基础上,从加大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弘扬的力度和密度,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并加强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积极进行社会道德文化的软实力建设,确立重建道德社会的发展思路等方面,为如何根治当下社会道德问题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试论我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取向

不同的国家、民族 ,法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取向都各不相同 ,这就给不同的民族法文化打上了特定的印记。我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取向是其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法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本文从透视我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取向入手 ,阐述了由于道德取向而产生的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品格 ,分析了其产生的深层次背景 ,并就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取向资源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用作了探讨     

多元文化中的道德与世界和谐

道德的对立是影响世界和谐的重要因素。在多元文化的条件下,我们既要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又要反对道德绝对主义;应在道德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实行道德的多元主义,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在相互交往中保持平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和相互学习,这样,才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西部大开发的道德辩护

道德辩护既要遵循一般的道德原则,即人为目的原则、真理性原则、和谐性原则,也要遵循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即集体主义原则。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之一,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缩短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的道德原则;是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体现了道德的现实性与必然性要求,符合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巩固祖国边防、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基本道德要求。     

国家道德论

国家道德问题是哲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上的国家道德学说和国家行为理论已不适应国家道德实践的新要求。重新研究国家道德问题必须深入分析国家作为道德主体的客观依据，并进一步指出国家今后实践应遵循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促进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原则、保障人类健康生活需要的原则和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努力实现以上目标，是国家今后实践的神圣使命和根本道德义务。     

和谐道德论纲

和谐道德是一种有助于社会整合、为选择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利益主体所共识的能够协调其行为的道德。整合性是和谐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谐道德的整合性有道德的共识性、包容性和协调性等这样一些构成因素。和谐道德最基本的规范是公平。整合性的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要求——重视效益、能力和成就、贡献、互惠互利、互敬互爱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层面。     

论民族传统道德对社会变革方式的影响与未来中国道德建设

印度、日本、中国均为东方国家 ,但各自的社会变革方式却大相径庭 :印度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赢得了民族独立 ;日本的社会巨变 (明治维新、战后非军事化改造等 ) ,则是以自上而下的革新为特征的 ;而中国近代自上而下的改良却统归失败 !仔细分析三国社会变革方式的不同特点 ,仅从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而从文化道德方面的因素分析更能令人信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祖国一劳永逸地结束以暴力冲突为社会变革方式的历史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 ,如要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社会动荡 ,就必须在道德建设上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中的非暴力因素 ,借鉴日本道德建设中的某些成功经验 ,吸纳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守法因素与沟通对话因素 ,从道德角度构筑起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基石     

民族特性与德育——德国、日本德育共性研究

从德国、日本德育共性研究看 :一方面 ,德育体现出本民族的特性 ;另一方面 ,本民族的特性通过德育而进一步强化     

论我国德治秩序的构筑

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其秩序构筑应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为指导思想,其基础在于健全的经济制度,完善的法制与监督机制,以德治国要遵循人性化、理性化、时代化的原则,通过适当的方法与途经,最终实现德治价值系统的完美构筑,从而形成从日常生活、制度到观念层面的道德秩序。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高校德育

在新时期,高校德育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作,应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极其重要的任务来抓,采取多种措施切实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民族精神,为高校实现培养目标,造就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论民族精神培育与高校德育

民族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占有基础性地位。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园文化等多种环节在高校中大力弘扬与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提高青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作贡献的责任感、使命感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休谟对理性主义道德论的反驳和情感主义道德论的建立

以经验主义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休谟反对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理性主义观点,通过详细的论述系统的提出了自己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对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进行了区分,说明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他从对理性的批判开始建立自身的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以道德感和同情学说为辅助的道德哲学体系。休谟的同情说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它确立了社会共同的道德评价标准,说明了道德的社会性特点。     

试论当前我国道德状况及其建设

道德及道德建设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年我国道德发展状况及道德建设出现新的转机 ,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上升 ,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标准的模糊、道德行为的失控及道德监督的软弱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从成人道德与规范道德看道德与人的关系

道德与人的关系由于对道德存在成人之维和规范之维的不同理解而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成人道德的意义上,道德与人彼此同构,道德内在于人;在规范道德的意义上,道德与人之间既存在着“同一-内在”关系,也存在着“差异-外在”关系;成人道德与规范道德在人们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历史地表现出或相互一致或相互背离的关系。     

第三种道德——人文性道德何以可能?

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分离固然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却也给当代人类的道德生活造成新的困惑.因此,需要有一种超越这两种道德的新的道德--人文性道德.人文性道德不是指在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外的另一种道德,而是指从"中观"的角度来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加以把握与重新整合,即认为社会性道德有待于以"下学上达"的方式转换为宗教性道德,而宗教性道德则也必然以"上智下移"的方式体现为社会性道德.历史上,儒家主张用"礼乐教化"的方式来建构与实践这种人文性道德,它典型地体现了人文性道德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报神恩"与"报人恩"相统一的特点.     

共识的道德与道德的共识

共识是道德之为道德的基本前提,是道德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因此,道德天然是"共识的道德"。"道德的共识"之所以成为当今社会的现代性焦虑,是因为将社会的"道德"困境误读为"道德共识"困境,将道德共识的"改组"简单理解为道德共识的"分化"。缓解道德共识的焦虑,必须达成道德共识的共识,即通过道德妥协以实现不同质态的道德共识之共存,承认有限共识以实现道德共识的最大化。     

论管理的道德性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对管理和伦理关系的认识早已随同两者的产生而产生。近现代以来,由于管理对象不断扩大的普遍化趋势、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管理的人文化趋势和企业竞争加剧与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更加强化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人为的外在强加,而是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其内在根据在于管理的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