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法治与积极型人治

公共危机治理一直是社会治理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不断向前迈进,公共危机的治理也在不断地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仍是不完善的,一定范围内的积极的人治仍是被需要的。公共危机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全面的法治,但在实现理想状态的过程中,积极型人治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的存在也是公共危机法治的有益补充。积极型人治的实施要求领导者具有很高的个人领导素质以及政府的合法性和强有力的公信力。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从人治到法治: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名词的变化,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后的选择。人治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其表现出的三个特征在今天已经全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理由;人治社会并非完全抹煞法的作用,只是法的作用从来都是受到各种限制的限制;法治与人治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特性决定法治对于人治的取代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东西方基于人性善恶选择治理制度的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对人性的不同认知,解读东西方社会对治国模式的不同制度设计。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东方社会基于＂人性善＂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了＂人治＂的治国安排。本文通过论证＂法治＂与＂人治＂的不同渊源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和＂人治＂是殊途同归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当代社会＂,法治＂是更具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是和谐、繁荣的必由之路。     

论法治与人治在公共权力运行中的不同表现

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控制性,它是使孤立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联合成组织的＂黏合剂＂。公共权力就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置权,公共权力的运行存在法治与人治两种形态。法治与人治产生的条件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不同。人治可能在短时期内会带来社会的良好秩序,也可能带来社会经济一时的繁荣,公共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却具有人治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新常态下的法治与人治之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法治与人治同属于国家治理方式,两者在治理的理念、效果和地位上有本质区别。但新常态下的法治并不完全排除人治,人的作用不可低估。党的领导绝非人治,它不仅没有削弱法治,而且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加稳健和昭彰。     

人治意识: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社会心理障碍

人治意识是一种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心理, 它与法治统治存在根本冲突, 是当代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社会政治心理障碍。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论实现“依法治市”的若干问题

依法治市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中间环节,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实行依法治市的经济前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依法治市的前提条件;健全的执法监督机制是实现依法治市的关键环节;自觉的遵纪守法意识是实现依法治市的社会基础。只有作好这几个方面,依法治市才会落到实处     

论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时期的重要奋斗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基础,在法治的推动和保障下进行;和谐社会的建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还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的质量。两者互促互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具有崭新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     

论政府善治的诉求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过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治理”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逐渐从极权统治走向法治,从“善政”走向“善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依法治国根据新论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进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依法治国,有其发展的必然根据.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关于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几点思考

在明确几个前提之后 ,阐释了理解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应处理好的两对关系 ,即治校权与教师权、学生权的关系 ,治校权与法的关系 ;分析了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构成要素 ;并还在探索了高等学校依法治校与自由、民主、效率、公正、秩序等的关系后 ,指出高等学校实行依法治校不仅是现代高校管理的基本要求 ,也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及历史渊源。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兴行业行政规制的正当性与界限——基于打车软件行业的现实主义观察

新兴行业基于社会利益需求而产生,在意思自治的法律空间里成长。由于新兴行业冲击原有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秩序,由此引发行政规制。从打车软件行业行政规制的过程可知,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规制具有内在正当性,但这种规制不可避免具有负外部性,很可能影响乘客整体利益的实现,阻碍社会新兴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这种行政规制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基于行政法治思想,新兴行业行政规制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注重法律依据、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手段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平衡考量新兴行业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达成两者平衡,促使新兴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

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就是党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使党的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做好增强执政意识、明确执政理念、提高队伍素质,推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转变执政方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     

关于依法治国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治和民主总是联为一体的,就如专制与人治不可分割一样。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更好地实现“民治”。依法治国,即是变人治为法治,必须重在管权、重在治官。实行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执政党建设。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的执政方式要适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过程,即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