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盛京大凌河马厂兴废研究

大凌河马厂是内务府上驷院管理的三大马厂之一,也是盛京两大重要的牧场之一。从顺治年间设置,到宣统年间结束,存续200多年。清代的马政制度比较系统,其组织、牧放、喂养、监督、奖惩都有严格的规定。与清相始终的大凌河马厂在宣统年间因人地矛盾等原因废止。     

清代口外王公牧厂探赜

利用清代的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八旗察哈尔相关的舆图、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清末贻谷督办蒙旗垦务档案等，探讨清代口外王公牧厂的幅员、设置来源和开垦过程等诸多历史问题，并从两个层面去阐释清代王公牧厂制存续的历史意义：在政治层面上，王公牧厂的组建是清朝分封制和军功贵族制的组成部分；在政区沿革上，王公牧厂的后续演变和改制成为清末蒙地开垦和边疆行政转变的重要起因。     

清代西北马厂述论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马匹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又是进行战争和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因此,自汉、唐以来,历代王朝除了通过贸易、征括等方式从游牧民族和民间获取马匹外,还往往由国家直接开办牧场,畜养、繁殖马匹,以保征供需。清王朝建立后,在盛京、蒙古及西北甘肃、新疆地区相继设置了大规模的马厂。清代马厂制度完备,成效卓著,值得研究。本文仅就西北马厂的设置和发展、马匹的来源、马厂的组织管理、均齐赏罚制度、出厂马匹的用途、马厂的衰落及原因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清代奏折制度研究

通过对清代奏折的产生背景、使用范围、格式与缮写、处理程序、制度的形成及其对清代政治的影响几个方面来对其进行研究。     

清代奏折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

清代奏折数量众多,日期确定,内容广泛,其中有较多方言词、口语词、行业词、典章制度词,语料价值较高,目前学术界对其语言研究价值措意不够,在语文辞书编纂中对奏折材料的利用有待提升。对语文辞书编纂而言,清代奏折具有增补词目、补充义项、纠正释义、补充书证、提前书证的价值。     

清代涉台官式文书析要

《宫中档》主要为清代皇帝的御批奏折及军机大臣奉旨代批的奏折及其附件,清朝的各式要务及决策均载于档内.观乎奏折即能看出,清初三朝为帝国盛世,皇帝们施政宽严并济,对地方利弊了若指掌;议事思虑缜密,并且处置明快;大臣们亦多能勤勉任事.透过对清代涉台官式文书的研究,可见清代对台的关注与治理方略,并认识海峡两岸间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关系.     

清代奏折农业词语札记--以《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为例

清代奏折中有较多有关农业的词语,而现有大中型辞书均失载。通过运用归纳法、系联法、参证方言法、文例求义法等训诂学、词汇学方法,考释《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中一些词语的意义,从而为清代农业史、社会史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弥补大中型汉语辞书的缺失。     

清代江苏按察使姓名、籍贯与出身考异

根据有关清代按察使之上谕、奏折、履历等档案及起居注册、实录和志传家乘等资料,对江苏按察使有关姓名、籍贯或旗籍、出身等记载歧异之史实进行考订。     

整理《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札记

过去对于彝族历史的研究 ,重古代 ,轻近代 ,这主要是资料所限的原因。本文所提供的信息是作者对清代皇帝关于彝事奏折的御批进行了选编和整理 ,是重要的彝史研究资料     

清代档案工作制度研究

本文从清代档案机构设置、清代档案管理制度以及清代档案利用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以了解清代档案工作制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     

“朱批”所剖开的社会断面

在清代官员的上奏文书中,除了题本、奏本之外,就是奏折。奏折是作为君臣之间以信函方式进行私密性交流的一个途径,它最早出现在康熙朝,是康熙皇帝为了解地方真实情形所采取的非常规手段。作为信息的回馈,皇帝有时会在奏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需要进行批示,因使用红笔,故有了“朱批”的称谓。     

清代的杀虎口税关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88件清代杀虎口税关奏折的内容,廓清了清代“远在边疆”的杀虎口税关财政、国家行政职能、土地和税关修缮等问题,弄清了杀虎口在清代中国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试论清代大凌河牧场的管理与功能

大凌河牧场是清政府设在东北唯一的牧马场，几乎伴随清王朝始终。清政府为确保牧场的有序运转，在此设置管理机构和任用人员，为调动牧场人员的积极性，实施严格的奖惩制度。因此，保证大凌河牧场马匹的牧养和繁盛，从而满足清政府的各项需求。     

清代福建按察使史实考异

根据有关清代按察使(提法使)之上谕、奏折、履历等档案及起居注册、吏科史书和志传家乘等资料,对福建按察使史实考异.     

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

清代公文书初沿明制,分题本与奏本二种。地方大小公事用题本,个人私事则用奏本;前者用印,后者不用印。康熙皇帝为了广耳目,防泄密,要求特定官员就所见所闻,亲自缮折,差人送至宫中,经其批阅后,发还当事人。这是康熙在正式公文书外,与亲信间另辟的通讯管道。这种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在雍正朝不仅持续进行,甚而盛大发展。雍正皇帝不但扩大了折奏官员的范围,而且订定规章,确立自缮折、传递、批阅、发还、缴回的程序,清代的奏折制度自此成形。乾隆十三年,以"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为由,废除奏本。题本与奏折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沟通管道,地方例行公事以题本上报,重大事件则折奏以闻,直达天听;这种君臣间公私文书并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成就了清代特有的文书制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以"整顿庶务,诸事务去浮文"为名,谕令所有具题之件全数"改题为奏"。此一谕令结束了题本二百多年来担当上下沟通的公文书任务,而改由奏折单独承担。不过,光绪二十七年的废题本不是改题为奏的开始,而是改题为奏的结束。乾隆朝以后,经由改题为奏的提出,奏折不再只是统治者与臣僚间的私人通信,而是与题本一样具有公文书的性质。我们今日所认知的例行公事用题本,重要公事用奏折,其实是这个改题为奏过程的结果。     

王照圆研究综述

王照圆是清代著名女经学家、文学家,在清代文学史上享有较高声誉。自清代以来关于王照圆的研究虽不够全面系统,但一直代不乏人。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王照圆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评述和总结,将每段时期关于王照圆的记载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分类,并就其价值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客观分析与评价。最后,本文总结了王照圆研究的一些趋势,并对王照圆思想领域的研究及研究方法提出了几点展望。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制度研究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有联名会奏和单衔具奏两种。一般而言,八旗"回疆协办大臣"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联名会奏言事范围不同,八旗"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仅限于本城和属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则限于本地维吾尔人事务和临近藩属事务。奏折的言事范围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权力分配,故八旗、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与参赞大臣会衔联名具奏言事的范围与其本职权限基本一致。其单衔具奏,分为循例具奏和秘密参奏两种。当回疆参赞大臣携印"出差",其协办大臣暂用旧储办事大臣印信办事,此间单衔具奏言事仅限本城与属城"寻常日行事件",重要事件与参赞大臣会商联名具奏。乾隆四十四年,经西成奏请,准许回疆协办大臣专折密奏,有利于回疆协办大臣监督牵制正办大臣。清代新疆大臣公事奏折准许驿传递送。嘉庆以后,为免徒劳驿站,又规定了一些细节问题,如循例奏折先后规定五折发递、临城转递,紧要事件、参奏仍准专折驰递。     

清代广东按察使史实考异

清代保存了许多有关按察使的资料,其中档案与官书具有权威性,志传等亦能补其不足,但由于各种原因,各类资料难免有缺漏与岐误,因此需要根据有关上谕、奏折、履历等档案及吏科史书和志传家乘等资料,对清代广东按察使籍贯、出身及任职离职等有关记载歧异之史实进行考订,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清代收成奏报制度考略

清廷在参酌前代呈报收成做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清代独具特色的地方折奏收成制度。地方奏报农业收成过程中,临时奏闻收成概况和定期折报收成分数并行不悖,奏折与收成分数清单一并使用。收成奏报与雨雪奏报、粮价陈报共同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在清代粮政、仓政、荒政运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代渭河滩地的开垦历程及其影响

渭河作为黄河的最大支流,沿岸滩地广阔,在清代经历了从牧场向农田的转变。本文基于大量清代奏折档案,结合方志、舆图等,着重探讨了清代渭河滩地的大规模耕垦历程,包括顺治至雍正年间的零散耕垦、乾隆至咸丰年间的大规模招垦,以及同治至宣统年间招垦停滞与复苏等阶段,指出滩地的大规模开垦对渭河滩地土壤与植被、滨水地带景观和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