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思想体系中几对矛盾统一体的化解与谐和

儒家经典《论语》中所体现的几种对立概念:仁与礼孰为儒学的核心、天道天命与不语怪力乱神、中庸调和与入世进取,展现了儒家创始人孔子丰富而立体的思想内涵,不仅是后世儒学流衍的发端,而且本身也存在诸多局限。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第三代新儒家视域下的全球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不仅是世界各大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方式。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为例,第三代新儒家的学者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他们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交流,注重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进行,体现出融摄西学、多向建树的趋势、对儒学地位确认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的加强三个重要特征。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核心话语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新儒家主要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框架下继承和发展儒家的核心话语。从内圣之学的角度看,他们着力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阐扬了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良知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境界论。从外王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化的积极价值,提出了儒家的新外王论,推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型。他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性、仁、良知、内圣、外王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内在超越、良知坎陷等一系列创新性概念和理论,构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新儒学话语体系。     

当代东亚儒学的主要课题与研究进路

对当代(新)儒家和宋明理学家而言,儒学不仅仅是儒学研究。他们认为儒家的终极教义是要寻求某种内在智慧和超越真理,这是客观研究和逻辑方法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强调,中西哲学有着本质不同,两者不能互相通约。与宋明儒家一样,大多数当代(新)儒学的第一代代表人物运用佛教的概念架构来建构其理论。然而,由于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受过良好的西方哲学训练,他们常常借用西方唯心论者如康德和黑格尔的观念来重建儒家古典学说。与这种哲学的或形上的进路相比,日本儒学的进路自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以来基本上是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除了揭示内在的超越领域外,当代(新)儒家还必须处理外在世界的问题。前者他们称之为“内圣”,而后者则称之为“外王”。由此乃引出“韦伯式论旨”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当代新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揭示其主要课题,及审视当代儒学研究的各种进路和方法。本文的结论是:当代新儒学的规划在哲学论证上是不确当的,虽然其历史意义是不容抹煞的。     

当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杜维明

杜维明先生是继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的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80年代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海外学者之一。从其对儒学观、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的思辨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代新儒学的动向,以及杜在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杜维明与成中英的儒家核心范畴论

美国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成中英,以一种分析的、描述的方式来检讨儒学思想模式的某些显著特征。二人先争取到同情了解的真知,再开始进行批判性的创造转化,从而揭示儒家"仁"与"修身"、"人"与"人文主义"、"中庸"等核心范畴的深刻价值,以期更加深入翔实地了解和展示儒家哲学的原貌。     

文明对话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中,文明的背景和宗教的意义正在凸显,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现实性与根源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消除隔阂需要理解,化解矛盾需要对话,文明之间的会通与对话已成为顺天应人的浩浩大势。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在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做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儒学发展的新课题,拓展了儒学的论域以及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杜维明认为:“对儒学资源的汲取应有迫切性”

作为儒家第三期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教授对儒学情有独钟,并在儒学研究和实践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杜维明教授指出,对儒学资源的汲取应有迫切性。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杜维明教授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不过,他认为,近一百年来儒学的发展是很辛苦、很曲折的。     

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是海外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学者之一，其新儒学思想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谋求“儒学创新”以实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二是促进“文明对话”以构建“文化中国”；三是实现“公众型知识分子”和“学院型知识分子”的双向互动以推动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杜维明“启蒙反思”论述评

由于启蒙运动及其精神遗产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启蒙反思成为当代人类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在肯定启蒙精神积极意义的同时,亦必须正视启蒙精神的三大盲点。在此基础上,要通过调动包括非西方文明与原初传统在内的多方资源,在对话中超越启蒙心态,成就多元现代性。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可以在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四层面为超越启蒙凡俗的人文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前辈现代新儒家主要是要将儒家思想在基本精神方向上纳入启蒙理性的范畴之内,与之不同,杜维明更为自觉地突显了儒家思想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的不同取向。如何更完整地突显建立在儒家智慧精神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是现代儒学有待进一步解决的课题。     

孔子“仁学“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价值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仁学”思想是儒学的中心思想。中华民族拥有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被视为“文明之国”“礼仪之邦”,这多与孔子思想分不开。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仁”所包含的主要内容,阐述了“仁”对现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它的合理运用。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以唐君毅道德形上学为中心

［摘要］新儒学在中国哲学范式现代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以其成熟的理论体系、概念系统、话语转换、学术系谱和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新儒学所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集中彰显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特征,突出展示了其理论成就。唐君毅会通中西,融贯三教,创造性建构了一个以心灵生命为体,从三向三观的角度开出三类九重之境的道德形上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仅继承和阐释了儒家传统,凸显了儒家哲学所具有的内在超越精神,从而在理论上为寻求儒家的精神追求完美实现提供了可能,圆润了儒家心性论。同时,这个体系也十分鲜明体现了现代新儒学所独具的学派特征,充分展现了现代新儒学为推进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所做出的实际努力。     

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论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一发表,在世界上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是对这一思潮反映的产物.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他通过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揭示了文明对话的时代内涵;第二,他主要借助于雅斯培尔斯"轴心时代"理论,通过时启蒙反思和多元现代性论域的开展,论证了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后,主要讨论文明对话的三种形态,指出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一些基本预设.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现代性历史境遇下儒学理论发展的策略抉择

在现代性这一历史境遇下,中国工业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儒学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现代新儒家无法回避的时代重担,以中西文化对话关系为视野的现代新儒学只有避免西方现代化的通病,才能重建儒学现代形态的形上之学。     

杜维明对当代儒家商业伦理的建构——一个精神人文主义的视角

杜维明针对儒家第三期发展,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儒家商业伦理进行了探索与建构。在杜维明看来,当代儒家商业伦理是儒家人文精神在21世纪商业社会的开显,是儒家对商业社会的反思,以及儒家核心价值同西方商业伦理的对话。精神人文主义"己群地天"四个面向,除具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杜维明提出将精神人文主义作为建构当代儒家商业伦理的一种思路的设想,是希望儒家的人文精神能为当代商业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有益资源,能为人类的持久繁荣作出贡献。他的探索,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开辟了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