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士族制度的兴衰

士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有些资料又称其为世族、豪族、郡姓、大家、名门、门阀、阀阅等。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段历史，士族制度是怎样走完它由兴到衰的路程的呢？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和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他们…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刘宋青齐士族的土民化进程

学人通常认为,青齐地区的豪族绝大多数都是随慕容德南渡而来,并不是青齐土著,刘宋统治青齐五十五年间是北迁豪族势力大发展和彻底土民化的时代。但符合上述条件的崔道固在义嘉之乱中两次为土人所攻,崔道固是以土人的对立面出现的,则北迁豪族的土民化在刘宋时期并没有彻底完成。实际上,北迁豪族的土民化进程存在不同步性,概言之包括:以清河崔氏、清河张氏和清河房氏为代表的曲折式发展模式;以平原明氏和平原刘氏为代表的快速发展模式。平原明氏和平原刘氏在刘宋时期就彻底完成了土民化,在义嘉之乱中,两次攻击崔道固的土人就是平原明僧暠和平原刘乘民所代表的土民化的青齐士族。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中后期女主执政现象试探

东汉中后期,先后有六位太后把持了政权,导致东汉皇权每况愈下,政局分崩离析。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东汉的皇后多出生于士族化的强宗大姓,随着外戚势力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职官制度逐渐蜕变为外戚擅权的工具。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魏晋时代门阀势力的钳制与知识分子的焦虑感

门阀势力的兴起是魏晋时代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随着司马家族的崛起 ,东汉以来的士族阶层演变为门阀势力 ,并开始对社会进行奴役。门阀势力的兴起 ,破坏了封建政治的正常运作机制 ,造成了社会空气、政治空气的严重逆转。首先向门阀统治发起冲击的是有名的竹林七贤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反抗方式是佯狂纵酒、攻击名教、行为放荡。在貌似怪诞的思想行为背后 ,隐含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痛苦与精神焦灼。继承阮籍、嵇康的叛逆倾向 ,继续对门阀统治进行反抗的是晋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由于地位和处境不同 ,陶渊明选择了归隐田园的道路。但归隐并不能隔绝他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所以 ,在看似悠闲的人生背后 ,同样隐含了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理折磨与精神焦灼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禄秩等级制新探

学者普遍认为 ,战国秦汉的俸禄制 ,是此期官僚制度充分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进而指出战国俸禄有年俸和月俸之别 ,并考察它们的不同来龙去脉。作者认为 ,贵族时代卿大夫以采邑为居官的的报偿 ,采邑往往是终身甚至世袭占有的。战国年俸 ,便是从卿大夫采邑的收获物演变而来的。同时周代还存在一种“稍食” ,它针对“府史胥徒”这个身份卑微的阶层 ,并采用按月考课、按月授廪之法。作者提出 ,秦代“月食”和汉代“月钱”来源于昔日小吏的酬报形式 ,秦汉朝廷向百官发放月俸、并以禄秩确定官僚等级 ,这意味着其时君主是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的 ,对应着王朝“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汉匈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中原王朝控制后,则成为经济开发的新区。这里曾经是汉军北征的基地,也是民族交往的走廊。讨论当时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是有益的。     

领导干部道德考评的难点探析

近年来,领导干部道德考评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热点。道德考评工作已经纳入国家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法定框架,也是我国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干部道德考评的难点在于避免考评的主观随意性、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以客观准确地评价干部的道德状况。目前我国干部道德考评的模式可以归纳为标准量化式和反向否定式两大类。改进和完善领导干部道德考评制度的路径在于:扩大干部道德考评的主体、明确干部道德考评的对象、完善干部道德考评指标体系、改进干部道德考评方法、创新干部道德考评的具体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