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诗中的鲁迅《野草》因子

中国现代散文诗在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从而进一步走向高潮的光辉历程。《野草》以鲁迅先生“最典型最深刻的人生血书”昭示人间，以成熟的姿态为现代散文诗撑起了一片深邃而广阔的天空。《野草》思想深厚，艺术成熟，对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开拓性的。1927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散文诗从多方面体现了《野草》精神，继承和发展了《野草》的艺术风采。     

中国现当代散文诗七十年

中国现当代散文诗,是我国新文学的一个支脉,它的发生、发展和臻于成熟是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同步行进的。尽管散文诗在百草千芳、林林总总的现当代文学园地中算不上一个大的品类,但它也是自成体系的,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品争芳斗妍,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和创作业绩显示其不容轻视的客观存在。从“五四”文学革命直到现在的七十年间,由最初乍脱离其母体的婴儿成长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是在与其它文学门类交相融合,彼此渗透,相互竞争中得到发展的。全面地回顾这段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文体发展史,对于了解散文诗的形态特征、美学本质、形成的轨迹和预测它的走向,都是有意义的。     

艾青《无题》诗初探

自唐朝李商隐以来,无题诗作为诗的一个支脉,逐代传承、发展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曾用过这一武器。在欧州,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也创作过一些无题诗。所谓“无题诗”,不外乎诗人有题而故意不言;或者题义深广莫测,无法以一题而盖之;或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铃木大拙理解的“日本式”和“中国式”——以《日本式灵性》为主的考察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铃木大拙的经历和其代表作《日本式灵性》一书,以及大拙访问中国与知识界交流的情况,然后通过分析“日本式灵性”这一名称及其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来照见大拙身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并提出其以禅为日本式灵性代表所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即非理论”和“人”的思想两方面来考察大拙对中国禅的理解问题.     

论鲁迅《野草》的深切与诡谲

散文诗《野草》蕴含着鲁迅特定历史时期深刻独特的人生体验。鲁迅借助一系列畸形、怪异、恐怖、丑陋、虚幻的意象来表情达意,创造了新的颤栗,这是他深入生活、逼视内心的结果。从情思感兴这个层面来看,深切是《野草》的显著风格;散文诗情思感兴以意象为载体,从意象生成这个层面来看,《野草》呈现出诡谲的风格。     

“爱”与“自由”:鲁迅生命的底色——鲁迅早年生活透视之一

对鲁迅的早年生活进行新的阐释,论述早年鲁迅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以及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提示人们关注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生命意欲在鲁迅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     

《“友邦惊诧”论》与《一种云》之比较

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鲁迅与瞿秋白都是杰出的杂文作家,他们的杂文,是两块可以互相媲美的文艺瑰宝,值得进行一番比较。 《“友邦惊诧”论》是鲁迅杂文代表作之一,《一种云》则是瞿秋白杂文的代表作,两篇杂文在解放后都曾先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篇。本文便试图通过这两篇杂文的比较说明鲁迅杂文与瞿秋白杂文的异同。     

《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由我校中文系毕业的校友张效民同志主编的这一“辞典”,共收入鲁迅先生的全部小说、诗歌、散文、散文诗及70余篇书信,近300余篇杂文,共计收作品500余篇,并逐篇加以赏析。全部“辞典”近300万字,鲁迅先生全部重要文学作品,大备于此。“辞典”的编撰在引导读者认真阅读鲁迅原作,理解鲁迅先生崇高的人格精神,体味作品高超精湛的艺术水平,进而学习鲁迅精神。因此,“辞典”的赏析文字,以帮助读者读懂原作为基点,尤重艺术鉴赏。     

进化与返祖——鲁迅、郭沫若前期思维趋向比较

进化论与泛神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学说 ,主要是作为思维方式被接受和运用的。文章认为鲁迅的“向前看”与郭沫若的“向后看”源于对原始思维的不同态度。以互渗为基础的原始思维在郭沫若那里转化为其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 ,而在鲁迅那里则凝结成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精神胜利法。这便显示了五四为艺术与为人生的两大分野。也成为鲁、郭对比的一相基本出发点。二十年代后期 ,鲁迅、郭沫若殊途同归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也可由此寻出端倪     

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鲁迅与茅盾间的默契和影响

共同的早年经历 ,使得茅盾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种天然的默契。他们的一系列创作表明 ,对于被人群摧残的个人的移情 ,正是他们灵感的泉源之一。茅盾与鲁迅屡屡地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 ,绝望与希望的对抗在鲁迅与茅盾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组巨大的张力。把“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联系到他们对小品文的思考上 ,茅盾欣然表示了对鲁迅的赞同。在“直译”的问题上 ,茅盾不仅与鲁迅的立场完全一致 ,而且还对“直译”的内涵做出了颇精辟的解释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公盾著《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序

把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研究他的作品和文学思想的人很多;把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研究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人也不算少;把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研究他的革命业绩的人虽然不多,但在上述两个“伟大”的研究中多阐述了他的作品和各种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成绩也还是不小的。唯独对“鲁迅与自然科学”这个题目进行全面研究,形成一组“论丛”,旁证博引,把鲁迅一生著译中凡是涉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思想,全部介绍给读者,形成了既通俗易懂,又深入全面的一部“科普读物”,象公盾同志的约三十万字的《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还是     

鲁迅小说人物的现代性

鲁迅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坚持“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立场,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手段,一反中国小说传统的写人模式,描写了一群“病态社会”里“病态”的人和罪恶的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具有选择的现实性、形象的复杂性、广泛的社会性和深刻的批判性,这些又最终表现为突出的现代性。他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表现知识分子和农民问题:既写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进步,也写了知识分子的软弱迂腐、苦闷与苦难;既写了农民的忠厚、老实与可爱,又写了农民的愚昧、落后、麻木与可悲,并由此开辟出一条新的小说创作道路,从而使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现代文学。     

人生如棋

万物皆有“道”,万物皆同“理”,因对立统一规律使然也。象棋与人生亦然。 从大处看,棋弈之“道”自然以对抗为形式,以输赢为结果,却又以愉悦为目的,以通达为最高境界。人生仍尝不是如此?自呱呱坠地,至盖棺定论,可说是无时无刻不处于这样那样的对抗之中。孩提时与命运对抗,垂暮时与死亡对抗,特别是成人后融入社会,这是进入对抗的高峰期或为稻梁谋,或为欲望趋,或为生存发展     

欧阳山和鲁迅

欧阳山是受鲁迅影响甚大、关系很深的著名作家。本文论述了欧阳山在中学、中山大学、“南中国文学会”、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期间,对鲁迅从向往到密切交往的过程,以及欧阳山在这过程中的思想与艺术的发展和鲁迅对他的影响。     

关于当下贬鲁思潮的思考

当下贬鲁思潮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作为民族精英、大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距离拉大,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背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易于发生与鲁迅的心理对抗;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倡明“国粹”的复古思潮与弥溢于各个领域的颓败风气,构成了对鲁迅的接受障碍;毛泽东的鲁迅论有对鲁迅误读的成分,从而将鲁迅政治化,引起人们对于鲁迅的逆反心理,这是当下贬鲁风潮的远因。此外,还有贬鲁者借此出名获利、媒体借炒贬鲁之文以发财等浅层原因。     

“人籁”与“天籁”的妙合──鲁迅《雪》的音乐美

本文通过对鲁迅《雪》这一散文诗音乐美特征的具体分析,揭示了《雪》所达到的“人籁”与“天籁”妙合无垠的审美境界。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