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藏传佛教在门隅的传播和影响

门巴族同藏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佛教在门隅的传播有近千年的历史,因而藏传佛教对门巴族社会发展和宗教信仰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原西藏地方政府是以政教合一的形式统辖和治理门隅地区。由于门巴族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也使门隅的藏传佛教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试论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甘肃属较早的传播地域。由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地带,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地区。尤其是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也随即产生并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宋朝、西夏和元朝的信任与尊崇,高僧大德也不断往来于吐蕃与内地之间,藏传佛教文化也在甘肃得到了广泛传播,相继建立了不少佛教寺院。     

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与文化整合

本文通过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和文化整合的叙述,揭示了目前民和土族宗教信仰中藏传佛教成分的来源与表现形式。     

清朝对新疆的治边方略述论

古代的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清代,力求边疆地区"夷夏一体"的思想已成为清代治边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直接影响了清代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清朝前期在新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完全是适应当时当地现实需要,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各代治边思想与政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改设行省标志着清政府"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被内地划一的治疆理念所取代,这是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藏传佛教思想对藏族婚俗的影响——以四川省甘孜县农区婚俗为例

藏传佛教思想对藏族婚俗有着很大的影响。甘孜县藏族的婚礼程序中随处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子,从说婚到完婚,礼物中不可缺少的哈达;祭坛时藏传佛教的“三白”牛奶、酥油、酸奶;认为结亲之日若大雪纷飞是幸福美满的吉兆;新娘到门口象征性地喝一口牛奶;用系有白羊毛的松树枝蘸着掺有牛奶的水向上中下弹三次祭祀诸神等。这一切郜表示新婚夫妇幸福甜美、万事顺愿、喜庆有余。这些婚俗文化反映了当地纯朴的民风民情,并以其独有的风格展现了甘孜县独有的婚礼程序以及在这些程序中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思想。     

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

清朝在利用藏传佛教治理蒙藏地区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元明两代的宗教政策,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进行了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政策。文章就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旨在使人们对清朝藏传佛教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文章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切入点,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末中央政府在川边藏区实行的屯垦政策。根据分析,认为此次屯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边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限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清政府对此次屯垦活动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开垦力度有限,使之总体上未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以卓尼石门寺为例

"洮河岷"地区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边界",也是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边界"。其中,藏传佛教自明以降在此广为传播,并与其他民族文化在相遇、相识的过程中,形成"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文章以卓尼石门寺为例讨论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情况     

论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文化治边”之举措——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依靠清王朝授予的诰敕、号纸、印信等信物取得合法统治权之后,他们通过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浸润,采取多种举措体现自己的权力象征,以实现“文化治边”的目标。具体而言,“文化治边”举措有四：一是在物质文化方面,土司衙署的建立;二是在制度文化方面,印信号纸的获得;三是在行为文化方面,土司法令的施行;四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表征系统、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权力结构的建立。《滇事杂档》相关史料中以文治和教化等文化权力表征体系来治理滇南土司地区的思想,既是对清代中期官僚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又是对道光年间土司文化治权的阐述和诠释。     

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倾心内向的活佛,曾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并戳破了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苦心经营的“道德”形象,但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轻慢的。当１９４２年“外交局”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沈宗濂作为蒋介石属意的官员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积极投身藏事,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西藏地方发生了若干事件,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对此,沈宗濂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沈宗濂态度转变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治藏政策。     

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经过"3·14"事件可以看出,该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和平相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宗教交流,消除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藏传佛教擦擦造像的造型语言形式初探——以迪庆擦擦造像艺术为例

藏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由于栖息地位于青藏高原地区,地理条件的相对封闭使得我国藏族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藏传佛教是藏族的主要信仰,对藏族的文化具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因此为了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本文以迪庆擦擦造像艺术为例就藏传佛教擦擦造像的造型语言形式进行探析,希望可以为促进我国不同民族之...     

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

雍正六年（1728）之前的八年间,是清中央治藏政策逐步孕育、成形、确定的阶段。起初,清中央关于西藏地方的政策总是从它与西北边疆的准噶尔部的关系的全局来考虑,但是对于实行何种体制,似乎犹豫不决。雍正帝即位后,慎重处理准部、青海蒙古诸部、西藏地方这三方关联密切的问题,及至雍正六年,可以看到:固始汗的后嗣统治西藏的历史结束;西藏地方与四川、云南的界线明确划定;中央派驻拉萨的办事大臣制度已然建立;全藏由中央所信任的世俗贵族颇罗鼐开始统治。雍正一朝完成了康熙帝未竟之功,复给乾隆一朝的更完善的治藏方针奠定了基础。雍正帝的明智果断、知人善用固然在此起了决定作用,而川陕总督年羹尧所树立的功绩实不可没。     

藏传佛教楼阁式佛殿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发展——以不丹建筑为中心

楼阁式佛殿诞生于吐蕃时期,是西藏早期宗教建筑的代表性形制之一。由于楼阁式佛殿在西藏保存完好的建筑实例较少,此类建筑的外观形态与空间象征性来源、发展历程及衰落原因尚无定论。本文以受到西藏建筑文化辐射的不丹为中心,研究楼阁式佛殿在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的流布,分析楼阁式佛殿的原型、传播过程与特征,探讨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对外输出与地域性发展,以扩展西藏建筑艺术研究的广度。     

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体两面

明代民族文教政策表现为以夏变夷的民族儒化政策和因俗而治的民族文化政策两个方面,它们是明廷治理少数民族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教育措施.二者在主要内涵、价值取向和实施效果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且互相补充,缺一不可.探析明代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的民族文教政策有助于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藏传佛教对业果关系思想的发展:以已坏实有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业与因果轮回是佛教的基本教理,佛教的各宗派在阐述业是否存在、本质为何、如何生成与消灭等等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都有自己一套的主张。15世纪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业果关系中的业是已坏实有,且将它列为是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八大不共主张之一。这一主张又遭到萨迦派果然巴等人的批驳。对于宗喀巴提出已坏实有主张的辩证进程、反对的意见,以及几百年来格鲁派学者的不断驳复过程中,一方面将可认识到藏族的智慧所在,另一方面更可以了解到藏传佛教对佛教重要思想的发展深度。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