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灵”与“救世”——孙犁与赵树理小说中的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文学从其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可分为唯情式与实事式两种类型。唯情式乌托邦将审美作为最高功利性,力求通过“艺术化图景展现”方式,去改造人的精神进而改造现实世界;实事式乌托邦着眼于对社会形态与制度的关注,体现着理性建构秩序的“救世”情怀。反观上世纪40年代文学地图,孙犁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轻灵”审美旨归与赵树理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救世”理性追思可以算是这两种乌托邦类型最具代表性的呈现。     

詹姆逊的乌托邦文学观及其理论意义

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立足于乌托邦和人类文化的展望,从他的认知图绘的思想框架出发阐释乌托邦观念,对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共生关系提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是一种前瞻性的理论,这种前瞻性的理论构成了他文本叙事中的动力,并体现出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功能。詹姆逊在乌托邦观念引导下的文学理论观念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是促进当代文化理论不断走向深入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潜源。     

论反乌托邦电影所表现的恐惧

反乌托邦作为乌托邦概念的反面与变体,起源于人对现实世界潜在危机的恐惧与焦虑。反乌托邦电影通过描绘科技泛滥、疾病肆虐、殖民战争、极权统治、生态危机等黑暗社会状况,隐喻了当下社会的诸多问题,展现了人类对现实社会问题与未来世界灾难的恐惧与担忧。反乌托邦电影与恐惧密不可分,利用影视技术与视听语言营造出恐惧、诡异的气氛,并通过多元化的景观构造与内容叙事由表及里地传递了恐惧及其艺术效果。而反乌托邦电影中恐惧的背后是对人性异化的深入思考,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与讽喻,具有较强的警示与呼吁作用。此外,反乌托邦电影中人物面对危机时所展现出的抗争精神与坚毅品质带给观众崇高的审美体验;同时也抚慰了人类对反乌托邦社会的恐惧与担忧,展现了创作者对美好人格与真善美价值观的永恒追求。     

乌托邦的空间表征———兼论大卫·哈维的乌托邦伦理思想

乌托邦具有明确的空间形态,它是一种空间性概念。和传统乌托邦主义者不同,哈维敏锐地把握到了乌托邦的空间面向。传统乌托邦概念由于预设了空间的封闭性,因而压抑了时间性和开放性,由此可能导致"去人性化"的"退步乌托邦"显现。在伦理批判的基础上,哈维提倡以"场所精神"来应对乌托邦的空间困境。这种"场所精神"是哈维辩证乌托邦思想的重要体现,它突出了空间感受的日常化和诗性化,以具体场所来反观人之感觉,从大而无当的"理论性感知"向细腻真切的"日常性感知"复归。     

文学:乌托邦的守护神

后现代化景观下的学充斥着世俗化现象，但学之为学，在于其本有的底线-乌托邦精神的守护神，学对乌托邦的守护乃是坚守一种信念，一种理想，乌托邦之于学是神圣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重构，凭此学才能让人在困境中生出希望，才会为人类开拓出意义丰满的人生境界，人类的精神家园才会有一株常开的奇葩。     

现代性空间与审美乌托邦

空间是存在的维度之一,是我与世界之间的共在结构。现实空间是生存的结构,是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离、对立。空间现代性突出了生存的困境,造成了人与世界的对立。而审美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对时间距离的跨越,也体现在对空间障碍的跨越。审美以想象力与同情的结合,突破了现实空间,进入了自由的审美空间。这意味着实现了主体间性,恢复了本真的存在。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要求审美乌托邦。只有审美乌托邦,才超越现实空间,展开自由的空间,从而回归人类的精神家园。     

瑰丽的想象 隽永的哲思——古希腊罗马神话漫说

古希腊罗马神话是西方文学的源头 ,是西方人对人类世界的一种认识 ,体现了早期人类的心路历程。古希腊罗马神话内容丰富、思想健康 ,充满瑰丽的想象和隽永的哲思 ,是西方文化形态、人格精神的一种体现 ,对西方人的行为道德、价值观、文化心理以及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现代“乌托邦”研究——以《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中心

米兰·昆德拉以独特的诗性语言为读者构建出一个关于“存在”的小说世界。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与诗学入手,能发现其小说中具有“政治乌托邦”“情欲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等图景,它们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主题：人的存在。因此本质上属于探究人类生存可能性的“存在乌托邦”。其笔下的现代“乌托邦”继承了乌托邦传统中的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对极权主义政治的反讽、对“小说消亡论”的反击以及对欧洲现代性危机的思考。通过对“媚俗”的批判与对“幽默”的推崇,昆德拉小说中的现代“乌托邦”实现了对以往文学作品中形象稍显单薄、美学意蕴不足的“乌托邦”的审美超越。     

现代乌托邦精神——试论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

由于受工具论观念的影响,学界对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文章从乌托邦思想理论的视角考察政治小说的存在理由。作者认为,政治小说是晚清精英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表征,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追求。     

邓小平忧患意识论析

忧患意识自古有之,邓小平忧患意识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之精粹,与人类前途命运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尚情怀,构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论生态美学思想及当代诠释

当今世界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与重构新的经济与文化形态,我国学者提出了生态美学思想。生态美学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广泛关联的一门学科,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而产生,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可以重构审美文化的价值形态,建构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体现生态美学对自然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心存忠义 心处闲逸——论陶渊明诗文创作体现的儒道精神

儒道思想互补是陶渊明的主要思想倾向。陶渊明将儒家的入世见功和道家的自然任化互补整合,达到了和谐自适,又随着生存际遇和人生选择的不同,后来略显道家精神。两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不相矛盾,是一种忧患意识和自由精神的互融。这种精神具体体现在回归自然的人生观和委运任化的生死观中。     

从审美的无限性看美的不同形态

崇高与优美这两种不同的美的形态都能给人带来审美的无限感受 ,只是各自产生的审美感受不同而已。崇高是通过对无限境界动态追求的超越与否定来体现主体对终极目标的把握与追求 ,而优美则是对无限境界的静态沉浸的终极性的肯定来体现主体对终极目标的自由把握与占有。人类的生存需要这两种不同审美形态的激励与抚慰     

"情感乌托邦"批判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后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前期强调"工具本体",转向强调"心理本体",特别是提出建构"情本体";李泽厚美学由前期的"实践乌托邦"转向后期的"情感乌托邦".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依然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路线以及意识哲学的立场,而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现代人类为了摆脱生存困境,确实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审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建立在存在(生存)本体论基础上,它超越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对立,也超越了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的对立.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生存体验,体现出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它能够在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现代社会,为人类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当代哲学走向审美主义,根据也在于此.     

“人生艺术化”:学术路径与理论启思

“人生艺术化”是中国现代人生论艺术美学思想的一种重要学说.它不以艺术论艺术,而是主张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大艺术精神与理想.这种理论取向主要体现在哲学、审美、艺术三个互为联系的维度:在哲学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审美生命建构及其诗意价值的追寻;在审美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真善美相贯通的美的本质、理想、价值的思考及其审美品鉴与人生品鉴之融通;在艺术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趣味(情趣)”与“意境(境界)”的标举.这种学说在其孕生的中国现代社会背景下,有着强调艺术(审美)救世、过于倚重精神作用的乌托邦色彩.但它所倡导的艺术与生活深度关联的立场,对于艺术研究视域的拓展、方法的变化、立场的多元等有其积极意义.特别是它对远功利而人世的中国式艺术超越精神的建构阐发,突出了民族文化的诗性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启思.     

重塑生命与人类解放--论超现实主义理论宣言的乌托邦精神

文章认为,在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宣言中,体现了一种十分明确的“乌托邦”精神。一方面是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寻找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点”,实现生命重塑的“自救”;另一方面是运用这种“超现实”方式,在历史社会层面实现人类的解放。这种乌托邦精神是20世纪人面对现代文明的压抑所寻找的某种自我拯救方式。     

论自然美的价值范式

自然美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其精神意向与它所反映的审美态度的价值,它对人类是一种元价值的关系.这种元价值主要表现在为社会美或艺术美提供审美的原型、意象、归宿以及自由的精神.从逻辑上看,自然美的价值方式主要体现为一种审美态度和建构自由的调节性法则.     

论自然美的价值范式

自然美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其精神意向与它所反映的审美态度的价值，它对人类是一种元价值的关系。这种元价值主要表现在为社会美或艺术美提供审美的原型、意象、归宿以及自由的精神。从逻辑上看，自然美的价值方式主要体现为一种审美态度和建构自由的调节性法则。     

理想政治与审美生存——席勒审美乌托邦新论

法国大革命的残酷现实使席勒相信政治自由必须以通过审美教育达成的和谐人性为前提,而席勒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又高度体现在人的审美化生存这一理念之中。席勒审美乌托邦中对人的生存规划的阐释,证明席勒的政治理想与人的审美生存是高度统一的,两者在席勒的审美乌托邦中得到了完美融合。     

人文主义从《乌托邦》到《一九八四》的嬗变

在西方乌托邦小说对未来的令人激动的描绘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人文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在反乌托邦文学中怪异荒诞地折射出来。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永恒不衰的艺术魅力,都归因于其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核。本文试析莫尔在《乌托邦》中体现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的人文主义,从而探究人文主义从乌托邦小说到反乌托邦小说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