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

家务劳动是不是妇女解放的障碍,社会学界对此争议颇多。一说,妇女解放仅仅靠参加社会劳动,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清除封建思想,促使妇女自我意识、自我价值、自我性格的觉醒和解放。因此,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一部分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或在孕育、生育、哺育、教育子女期间阶段性地不从事社会劳动,这并不影响妇女的解放。另一说则针锋相对,认为不论是要妇女完全回到家庭,还是阶段就业论,任阿形式下的妇女回到家庭去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妇女只有和男子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劳     

论家务劳动及其社会化与妇女解放

在当代,妇女虽然已经广泛取得参加社会公共劳动的抽象权利,但家务劳动的性别属性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家务劳动仍被普遍视为属于妇女的“天然”职责。由于家务劳动通常以“非生产性”与“纯私人化”的形式存在,不仅导致妇女作为生产者的价值被“暗藏”,同时还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公共领域中男女不平等的结构。因此,妇女解放的历史酵素如果缺乏“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成分,那么妇女便将始终面临着被定义为一个“在家和家庭相关的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供使用的价值”的受压迫群体的危险。     

也谈民族新闻——兼与张儒同志商榷

一、应当怎样确定“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张儒同志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上的《论民族新闻》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民族新闻的概念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族新闻“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同时,为它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外延。     

论社会必要劳动范畴——兼与陈新同志商榷

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劳动价值学说是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而社会必要劳动范畴则是构成这个基石的重要因素。这个范畴,从质量统一的角度阐明了商品价值的诸种规定性,揭示了价值规律的内容,从而使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完备的、无懈可击的整体。马克思运用这个理论透彻地分析了全部资本主义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趋     

论繁漪——兼与胡叔和同志商榷

《雷雨》是曹禺同志当年震动文坛的成名之作,也是几十年来历演不衰的名篇。繁漪是剧中的主角,是作家最着力刻划的一个人物,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独特的艺术形象。由于作家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所创造的繁漪是一个历史的、性格极为复杂的人物,因此,剧作自首次演出直至六十年代,对她都有过     

也谈刘基的军事思想——兼与郝兆矩同志商榷

《浙江学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了郝兆矩同志写的《刘基军事思想述评》一文(下称郝文)。郝文分三部分,其一论述刘基军事思想的形成,认为《百战奇略》是刘基传世的唯一军事著作;其二以《百战奇略》为依据论述刘基的军事思想;其三刘基军事思想的历史贡献。读完全文,我对文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能苟同,特不揣浅陋提出与之商榷。     

也谈家庭的发展趋势——兼与白和平同志商榷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有人曾公开主张消灭家庭,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只有消灭家庭,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对此,目前西方学者持两种态度并形成两派意见:一派是赞成派,如世界未来学学者爱德华就认为“没有性,没有家庭的社会可能产生真正高尚的文明”;另一派是反对派,社会学家布伦纳认为,家庭解体“这一后果,不堪设想,它会使美国社会崩溃”。我系白和平同志的《家庭的消亡》一文,正是以“赞成派”的思想为脉络,论述了家庭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读后颇受启发。但是,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相反,我     

也谈谢榛卒年——兼与赵旭同志商榷

谢榛是明代后期著名诗人和诗论家.关于其卒年,学界长期以来沿袭潘之恒<亘史>之说,即谢氏卒于1575年.李庆立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出谢榛生于1499年,最早卒于1599年.赵旭近来撰文对李庆立先生关于谢榛卒年的提法进行了辨析,对潘之恒<亘史>关于谢榛卒于1575年之说予以肯定,无论从材料的运用还是从具体论证本身来看,赵文都不足以推翻李庆立的研究结论.     

论联言判断及其种类——兼与于惠棠同志商榷

关于联言判断及其种类的问题,很多逻辑教材与专著没有涉及。即使少数逻辑著作谈到了这个问题,也是说它比较简单,因而没有给予具体的论述。还有个别逻辑著作如于惠棠同志写的《逻辑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较为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但在如何划分联言判断种类的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现把自己的观点谈出来,请同志们批评。     

也谈“风骨”——兼与詹锳同志商榷

“风骨”问题,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争论得最久最热烈的一个问题.远的不说,近几年来出版的多种《文心雕龙》注释中,就都论及这个问题,探讨“风骨”的专文也屡有所见.但对“风骨”的理解,分岐仍很大.争论的焦点:一是“风骨”二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二是“风骨”是否就是风格?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意见,以就教于专家们.     

也辨上官大夫夺稿案——兼与张永鑫同志商榷

《史记·屈原列传》载有楚上官大夫欲夺屈原宪令草稿一事,学者对此向有异说。近读张永鑫同志《上官、屈原夺稿辨》(见《文学遗产》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一文,颇受启悟,遂对“夺稿”一案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草成此篇,以就正于张永鑫同志及诸位方家。 我认为,对“夺稿”一案首先须辨明两个问题:一是司马迁对此事记述的原意如何,二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如何。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可混淆。 先说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述。《史记·屈原列传》云:     

也论毕乔林其人——与夏中义同志商榷

<正> 在《名作欣赏》(1981年第3期)上,夏中义老师发表了题为《从“皮氏性格四边形”看〈当代英雄〉主题》的文章。文章以“图示+论述”的形式,分析了《当代英雄》中男主人公毕乔林和四个女主人公(贝拉、玛丽、“水妖”和维拉)的关系,并由此推导出《当代英雄》的“反专制”主题。图示分析作品的方法,目前尚不多见,夏老师写出这篇新颖洒脱的文章,实堪称道。但笔者还是想不揣冒昧,对夏文中的一些提法表示一点不同见解,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不吝指正。     

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可行性——兼与王建国同志商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确立,理论界重新掀起了讨论按劳分配的热潮,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是否存在按劳分配,王建国同志在《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一期发表了题为《略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空想性》一文(以下简称“王文”),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根据马克思的设想,认为按劳分配     

论花鼓灯的文化内涵——兼与潘丽同志商榷

花鼓灯艺术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在长期的文化涵化、濡化过程中,花鼓灯已成为一种相互融合、以和为贵、自娱又娱人的开放性和共荣性很强的文化载体。花鼓灯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稻作文化和粟作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有机融合,其中粟作文化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花鼓灯艺术具有兼容南北文化之优长、而以北方文化为主的根本特质。     

论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兼与王有升同志商榷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社会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各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各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中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和条件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前提和保障 ,教育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可持续发展的达成有重要作用     

也谈粮食经济的发展方向——兼与罗志方同志商榷

<正> 《商业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刊登了罗志方同志的“试论粮食经济的发展方向”一文。因对文章中的几个基本观点有不同看法,所以也来谈谈对粮食经济的发展方向的浅见,兼与罗志方同志进行商榷。 第一,对粮食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赵英兰郭永军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题为《集体主义再认识》一文，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集体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再认识。文章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三个结论：（１）传统的“集体利益大于个人...     

也谈艺术风格——与李国涛同志商榷

艺术风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它,探讨它,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无疑都是极为必要的。李国涛同志于本刊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艺术风格》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谈了一些有益的见解,读了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艺术风格主要归之于艺术表现形式的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李国涛同志和其他同志。     

论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兼同董永俊同志商榷

国内的现行哲学教材,都把生产力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李冠英等主编的《哲学疑难问题新探》一书中(以下简称为《新探》),董永俊撰写的《经济基础为什么不包括生产力?》对经济基础是这样定义的:“所谓经济基础是指同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作者并论述了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的理由。经济基础是历史唯物论的重要范畴,弄清它的内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经济基础应当包括生产力,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理论探讨,同董永俊同志商榷。     

也论have+-en的归宿——与易仲良同志商榷

易仲良同志在《论have+ -en的归宿》一文中,认为现有英语动词的体貌范畴不能很好概括have+ -en这一结构形式,迄今为止所有中外语法著作都没有解决好这一形式的归宿,因而提出formula(式态)这一新的语法范畴(参见《外国语》1989年第6期)。确立一个新范畴不是一件小事,值得从事英语教学和语法研究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