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界定中的概念操控:民系、族群、文化、认同

作者认为 ,客家界定之“民系”概念有别于“民族”的概念。“族群”概念的引入 ,使得客家研究更具学术自主性与操作性。而“族裔实体”即为“文化的承载单位”理论的介入 ,人们更注重客家文化的研究 ,族群认同—客家认同 ,实为一种文化认同。“民系—文化”论与“族群—认同”论成为客家界定中两个基本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再论"族群"概念与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路径

自从族群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族群与民族、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民族研究的主题。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再次对“民族”与“族群”概念、民族意识与族群意识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接着对美国和我国所采取的族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番仔细比较分析;对解决族群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只有淡化“族群意识”,加强各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遵循族群发展的自主性和客观规律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的族群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

本文论述了当前学术界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的不同理解并概括了他们的共性认识 ,即族群认同的标志是文化特点 ,认为族群论者把族群当作文化承载单位 ,分享共同文化特质的看法并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族群的社会特性 ,不能准确地定义某一群体 ,从而造成其群体概念的模糊不清。作者主张 ,应通过准确描述和形容“民族”的办法 ,使国外学者清楚地理解中国的“民族” ,而不应强调与国际学术接轨而盲目使用“族群”概念 ,否定已经使用了 10 0年的约定俗成的“民族”概念     

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三

本文认为,族群是偏重于文化特征的概念,民族是偏重于政治的概念。广西历史上就已经形成了12个各自具有共同历史来源、文化上各具特点并内部认同的族群,经过民族识别,这些族群被确定为民族,使他们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但是,这种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几个问题--与于鹏杰同志商榷

于鹏杰同志的<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使得许多民族自愿或不自愿的采用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并导致了新时代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困惑.如此评价,实有误解乃至歪曲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嫌疑.新时代族群认同的困惑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而是在于"族群"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民族、族群认同表现的多样性.     

论族群与民族

族群概念的引入和使用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族群概念的界定是多义的 ,有的强调族群的内涵 ,有的强调族群的边界 ,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但简明准确的界定可以概括为“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 ,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族群与民族的区别是 :(1)从性质上看 ,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 ,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 ;(2 )从社会效果上看 ,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 ,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 ;(3)从使用范围上看 ,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 ,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族群与民族的联系是 :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 ,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 ;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 ,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     

从彝族他留人的婚姻文化变迁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

他留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和华坪县的各个村落之中。他留人的婚姻文化主要经历了从对偶婚到姑舅表优先婚，再到现代专偶婚三个不同阶段。他留人在婚姻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从族际内婚制到族外婚扩大了其通婚范围，族际共同的婚姻生活有助于消除关于他者的消极刻板印象，另外在互相通婚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涵化，也是族际相互认同的基础。这些都有助于消解当地人“水牛是水牛，黄牛是黄牛”这样泾渭分明的族群身份认同意识，进而实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本文拟从彝族他留人的婚姻文化变迁这一视角入手，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     

白族支系那马人族群认同情境探析

民族内部不同支系对所属民族的认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白族支系那马人的语言、艺术形式等的调查来呈现那马人的族群认同。那马人并非不认同于白族这一民族身份,他们只是根据不同的场合情境选择突出白族身份还是那马人身份。那马人不断强调与大理白族之间的差异是其摆脱和改变群体利益边缘化的一种策略。     

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

通过对相关彝、汉历史文献的分析,结合田野资料,从主位的角度,考察了彝族的族类自称、族源、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以此表明,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论四川泸定县“白彝区”的形成

民国时期以来,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县存在着一个没有黑彝奴隶主阶级的"独立白彝"民系。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在凉山的边缘地区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呢?本文从他们迁来的原因,生存环境以及等级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径

科学研判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现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国民族关系长远发展所制定的战略规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凝心聚力之效,意蕴是丰富而多维的:其理论逻辑在于,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是历史意蕴,"五个认同"是核心内容,服务"两个大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价值导向;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自在""自觉"到"自强"是其精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政治保障,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结构是其社会基础;最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共享繁荣发展的经济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其实践路径。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彝民团对凉山民族工作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彝民团从建团到全部使命的完成,走过了一条34年可歌可泣的发展道路,为凉山人民彻底翻身解放和推动凉山经济发展,谱写了无可替代且永不磨灭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军民传奇历史却一直只存留于民间记忆,或散载于州内内部资料而未曾专门公开发表或出版,而鲜为公众所知晓。本文主要在参考梁文英、毛均茹、李仕安和中国科学院等所著文本资料基础上,首次论述彝民团的建立过程及其为推动凉山彝族地区民族工作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彝民团发展的岁月里,它经历了扩编和最终撤销的历程,所留下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探索今后军队与民族工作关系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回回”原为一个以宗教来认同的族群集体。建国以后 ,国家承认了“回回”的民族身份 ,定名为回族 ,并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进一步将原一律包含进“回回人”中的别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如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这样 ,在甘青宁地区穆斯林社会中又出现了一道新的社会边界———民族。那么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在这个由宗教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互动关联体系的社会中 ,人们如何区分群体 ?怎样确定群体之间的互动规则 ?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认定的民族边界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族群边界是什么 ?本文试图以保安族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社会记忆:民族文学作为族群叙事文本--以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的族群认同功能为例

在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认同”(identity)研究成了近几十年来最“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认同理论”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地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借鉴和应用,批评理论也不例外。民族文学作为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栽体,为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诸如归属感、表达记忆的文本和认同共同的祖先等等。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包含有“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的多要素”,它同时对布努瑶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行了建构和解释,并将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强化着族群中族民的认同和归属意识。     

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关系,因此,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基于现实因素,民族记忆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发生流变,成为区别于历史文本或其他族群文化的全新记忆,因而具备积极建构的可能性。在指示性理论的框架下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符号再现,可发现,它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气指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成。